作者：翟錦程（南開大學哲學院院長、教授）

　　世界古代三大文明體(ti) 係都有著深厚的曆史文化積澱和知識體(ti) 係演進，邏輯在各自的知識體(ti) 係中起到論證與(yu) 根基作用。中華文明綿延數千年，形成了其獨特的價(jia) 值觀念體(ti) 係。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已經成為(wei) 中華民族的基因，深刻影響著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wei) 方式。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ti) 係需要從(cong) 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中尋找源頭活水，進一步推進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中國傳(chuan) 統哲學的發展從(cong) 先秦一直持續到清末。與(yu) 中國傳(chuan) 統哲學的演進相伴，其背後必然有對中國哲學發展起到根基作用的邏輯論證，所以，中國邏輯也有著相應的發展進程。因此，我們(men) 需要依據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思想生態來認識中國邏輯論證的思想特質，而不是“比附”於(yu) 外來的邏輯來挖掘中國邏輯。

　　哲學的發展離不開邏輯的支撐與(yu) 論證

　　邏輯是具有工具性的論證科學。古希臘邏輯、印度邏輯（因明）和中國邏輯（一般稱為(wei) “名辯學”）被譽為(wei) 世界古代邏輯的三大源流。邏輯是哲學的基礎與(yu) 根基，不同的哲學傳(chuan) 統有不同的邏輯作為(wei) 論證工具。西方哲學從(cong) 古至今的發展始終有傳(chuan) 統邏輯與(yu) 現代邏輯作為(wei) 不同形態哲學的論證工具；因明作為(wei) 印度“五明”知識體(ti) 係的組成部分，也是內(nei) 明的論證工具。中國傳(chuan) 統哲學從(cong) 先秦一直持續發展到清末，在不同曆史階段呈現出不同的思想形態，因此，與(yu) 中國傳(chuan) 統哲學演進相伴，其背後必然有對中國哲學發展起到根基作用的邏輯論證。

　　近代諸多學者盡管意識到了哲學與(yu) 邏輯之間的密切關(guan) 係，但他們(men) 提出的中國哲學在不同階段受不同邏輯影響的看法似乎難以成立。他們(men) 認為(wei) ，先古至秦為(wei) 名學或辯學，是中國自有的邏輯；漢至明末為(wei) 印度因明，是從(cong) 印度傳(chuan) 入的；明末至清初則為(wei) 西方邏輯，是從(cong) 西方傳(chuan) 入的。從(cong) 曆史上看，雖然印度因明在中國有所流傳(chuan) 和發展，但對漢至明的中國哲學的發展並沒有產(chan) 生全局性的影響；西方邏輯在明末至清初第一次傳(chuan) 入中國，與(yu) 中國傳(chuan) 統哲學之間沒有產(chan) 生什麽(me) 直接的聯係，更談不上對中國傳(chuan) 統哲學的影響和論證。

　　中國邏輯是在中國傳(chuan) 統學術與(yu) 文化這一特定的思想生態中發生和成長起來的，脫離開這個(ge) 思想生態我們(men) 就無從(cong) 討論中國邏輯。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支撐中國傳(chuan) 統哲學發展和演變的中國邏輯，並不是我們(men) 今天看到的、借助西方傳(chuan) 統邏輯教學體(ti) 係整理而得到的“名辯學”。因此，需要我們(men) 從(cong) 邏輯與(yu) 哲學關(guan) 係的角度重新認識中國文化傳(chuan) 統的邏輯。

　　在以往的研究中，一般把“辯”作為(wei) 中國邏輯的對象，解為(wei) 論辯、辯學等，即使出現了“辨”，也作通假字解，基本上不作區分。按照一般的理解，邏輯主要是思維活動與(yu) 過程，而論辯則更多地表現為(wei) 語言及其他相關(guan) 的活動與(yu) 過程，所以，以論辯為(wei) 主的這部分學說還不能構成中國邏輯的主體(ti) 內(nei) 容。如果將“辯”解為(wei) “辨”，則不僅(jin) 包括了言談辯說的語言活動，也可以擴展到人的思維活動和認識活動，“辨”就與(yu) 先秦時期察實、辨物而度類的思維活動有機地結合在了一起，也與(yu) 不同階段中國哲學討論的相關(guan) 主題有機地聯係在一起了。

　　作為(wei) “談說之術”的中國之“辯”

　　“辯”，如果作為(wei) 具有論證的工具，應該具有普遍適用性。但是，“辯”作為(wei) 語言及其他相關(guan) 的活動與(yu) 過程，有其特殊的產(chan) 生背景。商周時期，“學在官府”，士階層還沒有獨立存在的條件。春秋時期，諸侯國養(yang) 士之風盛行，私學開始出現，其中以儒、墨兩(liang) 家最為(wei) 活躍，被譽為(wei) “顯學”。各諸侯國也爭(zheng) 相禮賢下士，為(wei) 百家爭(zheng) 鳴局麵的形成提供了人才基礎。

　　諸子在闡述各自思想學說的過程中，往往引述《尚書(shu) 》《詩經》等有關(guan) 史料來佐證自己的觀點。這樣，從(cong) 同一史料出發引發出不同的主張。這就要求諸子采用言談辯說的方法去闡發和論證自己的觀點，批判和反駁他人的主張。

　　諸子對“辯”的態度是不完全一樣的。孟子在“距揚、墨”的過程中，雖不願辯，但也不得不使用“辯”這種方式——“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荀子認為(wei) 辯是君子的一個(ge) 基本條件，明確提出，“君子必辯”。他認為(wei) ，辯的目的不是爭(zheng) 勝，而是教化禮義(yi) 、“接人用抴”（用槳引人上船）的“兼術”。

　　墨家設有“談辯”一科，主張“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shu) 者說書(shu) ，能從(cong) 事者從(cong) 事”。同時，墨家也把“辯乎言談”看作是“賢良之士”的基本條件。但與(yu) 荀子不同，墨家卻主張，“辯，爭(zheng) 彼也。辯勝，當也”，辯則爭(zheng) 勝。

　　韓非子認為(wei) ，辯是不法、無法或空洞、無實際功用的言論與(yu) 談說。視之為(wei) “流行之辭”。辯說流行對建立封建君主專(zhuan) 製統治有直接的危害，具體(ti) 來說，辯說流行可以使人疑法、壞主、亂(luan) 世，甚至亡國。因此，對這些“淫辭”“辯說”必須加以鏟除。

　　諸子的基本認識說明，“辯”明顯帶有各家的政治立場和思想傾(qing) 向，並不是具有一般性的邏輯論證工具，而是帶有表達和闡發各自主張的論辯術。

　　作為(wei) “明同異”的中國之“辨”

　　先秦時期，中國邏輯討論的核心問題是“正名”，也就是在名實關(guan) 係的基礎是察實、分物而歸類，實現對名的正確認識。在這一點上，先秦諸子體(ti) 現出了高度的一致性，雖然諸子的思想主張不盡相同，但對正名基礎問題的認識是一致的，都以“辨同異”為(wei) 出發點。韓非有“省同異”，荀子有“辨同異”，墨家有“明同異”，等等，都是以辨明同異為(wei) 基礎，來達到正名。

　　如果我們(men) 以“辨”取代“辯”，那該如何來重新理解中國的邏輯呢？在此，以最為(wei) 經典的墨家之“辯”為(wei) 例：“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luan) 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jue) 嫌疑。焉摹略萬(wan) 物之然，論求群言之比。以名舉(ju) 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予。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對這段話理解的關(guan) 鍵是如何解釋“辯”。如果將其解為(wei) 論辯、辯說，那麽(me) ，“辯”所涉及的六項任務僅(jin) 僅(jin) 依靠“辯”是不能完全實現的。吳毓江所撰《墨子校注》中有“‘辯’，陸本、茅本作‘辨’”之說。如果將“辯”解為(wei) “辨”，則不僅(jin) 包括了言談辯說的語言活動，也可以擴展到人的思維活動和認識活動。“辨”就與(yu) 察實、辨物有機地結合在了一起。這樣，以正名為(wei) 核心，“以名舉(ju) 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可解為(wei) ：用名來模擬實，用辭來表達名的意義(yi) ，用說來解釋名具有這種意義(yi) 的根據。辨的目的是“摹略萬(wan) 物之然，論求群言之比”，探究萬(wan) 物之本然，對各家之言作出評判；辨的方法“以類取，以類予”，就是分類和歸類，是一個(ge) 完整的正名過程，而不是與(yu) 西方傳(chuan) 統邏輯的概念、判斷、推理作簡單對應。

　　同樣，對荀子《正名》的解讀，也有類似的問題，荀子提出：“名也者，所以期累實也。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辨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期命也者，辨說之用也。辨說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經理也。心合於(yu) 道，說合於(yu) 心，辭合於(yu) 說。”過去是對應於(yu) 西方邏輯將名、辭、辨說解讀為(wei) 概念、判斷、推理，簡單地將“辨”解為(wei) 與(yu) “辯”通假，而忽略了辨說與(yu) 心、道的關(guan) 係，沒有將“心合於(yu) 道，說合於(yu) 心，辭合於(yu) 說”對辨類、正名的作用作出更深入的探討。

　　中國邏輯的文化屬性

　　依據中國傳(chuan) 統思想生態，中國邏輯的思想特質主要體(ti) 現在三個(ge) 方麵：

　　一是作為(wei) 學術思潮的中國邏輯。中國邏輯論證作為(wei) 學術思潮是以認識方法的形態出現的。先秦諸子都無一例外地討論了與(yu) 名相關(guan) 的各種問題。諸子以“正名”為(wei) 己任，基於(yu) 類的同異關(guan) 係，提出“推類”“度類”等方法，體(ti) 現了中國邏輯論證作為(wei) 一種工具，具有普遍性的特點。

　　二是作為(wei) 哲學思潮的中國邏輯。先秦諸子在探討名實關(guan) 係過程中，涉及了萬(wan) 物起源問題。中西哲學對這一問題的理解與(yu) 表達有著本質的差異，這種差異也直接影響了兩(liang) 種邏輯的發展走向。另外，先秦時期諸子討論的一些問題，如名言、指物問題等，都是與(yu) 邏輯相關(guan) 的、屬於(yu) 哲學層麵的問題；魏晉時期的“言意之辨”推進了經學向玄學的轉變，而成為(wei) 這一時期中國哲學與(yu) 邏輯的主題之一。

　　三是作為(wei) 文化思潮的中國邏輯。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重要載體(ti) 是中國古代的知識體(ti) 係，諸子對此都有各自的貢獻，折射出了各家各派的價(jia) 值觀念，體(ti) 現了各自的文化特性。盡管各家價(jia) 值觀念不同，但其取向基本一致，即以天下為(wei) 己任。這些價(jia) 值觀念在思維方式上體(ti) 現出了共同性的特點，即在天人合一的理念下，以類同類異為(wei) 基礎，以推類為(wei) 基本方法，來思考和探究天地萬(wan) 物、人間萬(wan) 事。

　　由上可知，中國邏輯作為(wei) 學術思潮、哲學思潮和文化思潮，在推動哲學發展中具有根基性的作用。作為(wei) 學術思潮，體(ti) 現了中國哲學的方法內(nei) 容；作為(wei) 哲學思潮，體(ti) 現了中國傳(chuan) 統哲學的基本觀念和思維方式；作為(wei) 文化思潮，則體(ti) 現了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價(jia) 值觀念取向。三者之間相互聯係、互補互動，構成了中國邏輯的總體(ti) 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