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成國（華東(dong) 師範大學中文係古籍所教授）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一向被視為(wei) 古文運動中的分水嶺。本年，文壇領袖歐陽修借知貢舉(ju) 的權力，排抑險怪艱澀的“太學體(ti) ”，扭轉了科場、太學中的不良文風。北宋的古文寫(xie) 作，由此轉向了平易流暢的典範風格。《宋史》卷三百十九《歐陽修傳(chuan) 》載：

　　知嘉祐二年貢舉(ju) 。時士子尚為(wei) 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ti) ”，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然場屋之習(xi) ，從(cong) 是遂變。

　　嘉祐“太學體(ti) ”的原始形態，由於(yu) 代表人物劉幾的文集不傳(chuan) ，僅(jin) 存片段，已不可詳究。關(guan) 於(yu) 它的淵源，則饒有爭(zheng) 議。自上個(ge) 世紀八十年代後期起，學界的主流認知，是將其形成追溯到石介——石介助長了慶曆“太學新體(ti) ”，進而影響到嘉祐“太學體(ti) ”。二者一脈相承，主要特點是褒貶政壇、橫議時事，持論偏激、內(nei) 容乖謬，且文字怪僻。進入二十一世紀，這個(ge) 論斷受到朱剛教授的質疑：“至於(yu) 嘉祐‘太學體(ti) ’，則未必自慶曆‘太學新體(ti) ’發展而來，當然就不能指定要石介負責。”（《文學遺產(chan) 》2007年第5期《“太學體(ti) ”及其周邊諸問題》）他將“太學體(ti) ”的產(chan) 生與(yu) 嘉祐年間新興(xing) 的性命思潮相聯係，引發了一係列重新探討“太學體(ti) ”的文章，成為(wei) 近些年古文研究中的一個(ge) 熱點。同時也表明，“太學體(ti) ”的問題尚未獲得定讞。筆者在朱文的啟發下，再對相關(guan) 的文獻記載進行考古式發掘，進一步論證嘉祐“太學體(ti) ”與(yu) 石介無關(guan) 。它應當是皇祐、至和年間科場文風的延續，或許與(yu) 當時士人學習(xi) 韓愈、皇甫湜等奇崛艱澀的古文一脈相關(guan) 。

　　首先應當指出，將嘉祐“太學體(ti) ”視為(wei) 受石介影響所致，於(yu) 原始文獻無征。嘉祐二年知貢舉(ju) ，是歐陽修人生中一樁大事，其墓誌銘、神道碑、國史傳(chuan) 以及《宋會(hui) 要》、《續資治通鑒長編》等數種最基本史傳(chuan) ，均有述及，卻從(cong) 未提及石介。其他記載本年貢舉(ju) 事件的宋代文獻，也從(cong) 未將二者相關(guan) 聯。管見所及，明初陳桱最早將嘉祐“太學體(ti) ”，追溯到慶曆六年（1046）張方平上疏乞禁的“太學新體(ti) ”。《通鑒續編》卷七“（嘉祐）二年春三月親(qin) 試舉(ju) 人”條載：

　　帝切於(yu) 求士，進士、諸科一舉(ju) 而獲選者至千三百餘(yu) 人。士子習(xi) 尚險怪奇僻之文，號“太學體(ti) ”。張方平嚐言：“文章之變與(yu) 政通。今設科取才，專(zhuan) 取辭藝士，……其增習(xi) 新體(ti) ，澶漫不合程序，悉乞考落。”雖為(wei) 下詔揭示，而士習(xi) 不改。是年，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ju) ，痛抑“新體(ti) ”，仍嚴(yan) 禁挾書(shu) 者。凡為(wei) 時所推譽善文者，皆被黜。……自是，場屋之習(xi) ，遂為(wei) 之變，奇險之辭始革矣。

　　之後，明代馮(feng) 琦《經濟類編》、商輅《通鑒綱目續編》、王錫爵《曆代名臣奏疏》、王宗沐《宋元資治通鑒》、清代傅恒《通鑒輯覽》等相繼沿襲，漸成定論。徐乾學《古文淵鑒》卷四十六選歐陽修《瀧岡(gang) 阡表》，注曰：

　　按自韓愈以古文倡於(yu) 唐，三百餘(yu) 年修出而宗之，起五季論卑氣弱之敝，黜天聖、景祐間太學體(ti) 詭異之習(xi) ，士始知通經學古，功倍於(yu) 穆修柳開矣。

　　則嘉祐“太學體(ti) ”與(yu) 景祐“太學體(ti) ”，已經淆然不分。然《通鑒續編》一書(shu) ，所載往往漫無考述，甚至“出於(yu) 妄托”、“挾私濫載”（《四庫全書(shu) 總目》卷四十七《通鑒續編》提要）。它敘述嘉祐“太學體(ti) ”史源無從(cong) 追溯，實不足信。

　　陳桱所引張方平章疏，上奏於(yu) 仁宗慶曆六年（1046），的確針對石介“太學新體(ti) ”而發。《宋會(hui) 要輯稿·選舉(ju) 三·科舉(ju) 條製》載，慶曆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同知貢舉(ju) 張方平上《貢院請誡勵天下舉(ju) 人文章奏》，明確奏乞場屋中嚴(yan) 禁石介“太學新體(ti) ”：

　　及建太學，而直講石介課試諸生，因其好尚，遂以成風，以怪誕詆訕為(wei) 高，以流蕩猥煩為(wei) 贍，逾越規矩，或誤後學。朝廷惡其然也，故下詔書(shu) ，丁寧誡勵，而學者樂(le) 於(yu) 放逸，罕能自還。今貢院考所試，賦有至八百字以上，每句有十六、十八字者，論有一千二百字以上，策有置所問而妄肆胸臆、條陳他事者，以為(wei) 不合格，則辭理粗通。如遂取之，則上違詔書(shu) 之意，輕亂(luan) 舊章，重虧(kui) 雅俗，驅扇浮薄，忽上所令，豈國家取賢斂材，以備治具之意耶？

　　慶曆革新中，石介執掌太學，頗有影響。“太學新體(ti) ”即在他的鼓動下產(chan) 生，其特點亦如張方平所述：律賦的字數、句式與(yu) 貢舉(ju) 條例不符，對策的內(nei) 容妄肆胸臆、謗議朝政。那麽(me) ，張方平的章疏榜於(yu) 貢院後，效果如何？是否如《通鑒續編》所言，“雖為(wei) 下詔揭示，而士習(xi) 不改？”非也。王鞏（張方平婿）所撰《文定張公樂(le) 全先生行狀》清楚記載：

　　甫受命，即知貢舉(ju) 。時太學舉(ju) 人妄變文體(ti) ，以奇字僻語為(wei) 高，以遊辭長句為(wei) 贍，四方學者承風而靡。公主文考試，有如是者揭而斥之，因上言請行誡勵，上命錄公所上奏，大書(shu) 榜於(yu) 貢院前。由是，士子知循舊格。”（《張方平集》附錄）

　　據此，至慶曆六年春貢舉(ju) ，石介的“太學新體(ti) ”已因張方平上疏而遭太學、場屋士人拋棄。

　　再以當時政治形勢揆之，《行狀》所言，當切情實。慶曆四年（1044）十月，隨著範仲淹集團政治革新的失敗，石介成為(wei) 朝中眾(zhong) 矢之的。他主動要求外放，通判濮州，未及赴任，次年七月病卒。政敵夏竦等猶銜恨不已，四處散布石介詐死逃入契丹的謠言。朝廷於(yu) 慶曆五年（1045）十一月和慶曆七年（1047）六月，兩(liang) 次下令查核石介存亡實況，石介險遭發棺之厄。妻子兒(er) 女受其牽連，羈管他州，流亡數年。此事震驚朝野，歐陽修《重讀徂徠集》曰：“當子方病革，謗辭正騰喧。眾(zhong) 人皆欲殺，聖言獨保全。已埋猶不信，僅(jin) 免斫其棺。”（《歐陽修全集·居士集》卷三）張方平奏疏，正是在這種政治背景下出台，力圖全麵清理石介在太學的殘餘(yu) 影響。考慮到以上的悲慘遭遇、嚴(yan) 峻的政治高壓，而太學又是朝廷意識形態的風會(hui) 之地、敏感之區，“教化之淵源，所以諷勸四方而示之以表則”（呂陶《淨德集》卷四《請罷國子司業(ye) 黃隱職任狀》）；特別是科場禁製，關(guan) 係到每位應試士人的切身利益。可以斷定，那些以及第為(wei) 目標的考生，應試程文，決(jue) 不會(hui) 停留在石介這位負垢含辱、極富爭(zheng) 議人物的陰影中。石介執掌太學時催生的“太學新體(ti) ”，不會(hui) 持續到皇祐、至和、嘉祐年間的太學場屋中。

　　沈括《夢溪筆談》卷九載:

　　嘉祐中，士人劉幾累為(wei) 國學第一人，驟為(wei) 怪險之語，學者翕然效之，遂成風俗。歐陽公深惡之。會(hui) 公主文，決(jue) 意痛懲，凡為(wei) 新文者一切棄黜。時體(ti) 為(wei) 之一變，歐陽之功也。

　　嘉祐“太學體(ti) ”代表的劉幾“驟為(wei) 怪驗之語”，既曰“驟為(wei) ”，則此體(ti) 在嘉祐二年前流行不久。與(yu) 劉幾有舊的楊傑撰其墓誌銘，則將劉幾之文風靡太學的時間限定為(wei) 皇祐、至和間：

　　先是，皇祐、至和間，場屋文章以搜奇抉怪雕鏤相尚，廬陵歐陽公深所疾之。及嘉祐二年知貢舉(ju) ，則力革其弊，時之道亦嚐被黜。（《無為(wei) 集》卷十三《故劉之道狀元墓誌銘》）

　　這樣看來，皇祐、至和間開封太學、國子監中流行的“場屋文章”，才是與(yu) 嘉祐“太學體(ti) ”一脈相承的。

　　根據許瑤麗(li) 的梳理，皇祐、至和年間（1049-1055），開封太學、國子監中的翹楚有鄭獬、滕甫、吳處厚等人。他們(men) 以賦著稱，詩文兼擅，作品整體(ti) 上都呈現出奇險的美學追求（《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1年第1期《再論嘉祐“太學體(ti) ”與(yu) “古文”的關(guan) 係》）。特別應予關(guan) 注的是鄭獬，字毅夫，安陸人，著有《鄖溪集》二十八卷。他是皇祐五年（1053）榜的狀元，因廷試文的風格與(yu) 中唐皇甫湜相似，被知製誥劉敞錄取。《四庫全書(shu) 總目》卷一百五十三《鄖溪集》提要曰：

　　初，獬以進士較試於(yu) 廷，舍人劉敞得獬卷，曰：“此文似皇甫湜。”獬嚐與(yu) 敞書(shu) ，亦言：“韓退之時，用文章雄立一世者，獨李翶、皇甫湜、張籍耳。……使之質而工、奇而肆，則退之作也。”雲(yun) 雲(yun) 。觀其所言，知文章宗旨實源出韓門矣。

　　韓愈的古文，兼有奇崛與(yu) 平易兩(liang) 種風格，而相對偏重前者。韓門弟子中，皇甫湜繼承了奇崛一脈，李翱則沿襲了平易之風。鄭獬的廷試程文既被劉敞稱為(wei) “似皇甫湜”，則亦當表現出明顯的奇險艱澀風格。這種狀元文章，必然在稍後太學中產(chan) 生巨大的示範效應，成為(wei) 至和、嘉祐間應試士人模仿的對象。劉幾既在太學中，受其熏陶自在情理之中。正如許瑤麗(li) 所指出，“學韓而不得其法的舉(ju) 子們(men) ，則隻能走向‘太學體(ti) ’的怪澀。”

　　嘉祐二年，蘇軾在及第後上書(shu) 歐陽修，曰：

　　自昔五代之餘(yu) ，文教衰落，風俗靡靡，日以塗地。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詔天下……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過當。求深者或至於(yu) 迂，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餘(yu) 風未殄，新弊複作。大者鏤之金石，以傳(chuan) 久遠；小者轉相摹寫(xie) ，號稱古文。紛紛肆行，莫之或禁。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為(wei) 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為(wei) 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蘇軾文集》卷四十九《謝歐陽內(nei) 翰書(shu) 》）

　　作為(wei) 本年貢舉(ju) 的親(qin) 曆者和最大獲益者，蘇軾將歐陽修所排抑的“太學體(ti) ”，視為(wei) 韓愈→皇甫湜→孫樵一係怪僻文風的延續，可謂明本清源。這似乎是對之前劉敞因鄭獬程文“似皇甫湜”而錄為(wei) 狀元，隱約地表達一種不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