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大順（廣西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唐代“新題樂(le) 府”是與(yu) 古題樂(le) 府相對的概念，又稱“新樂(le) 府”。最早提出這一概念的當是中唐詩人李紳，他創作《樂(le) 府新題》二十首，元稹和作十二首，稱為(wei) “新題樂(le) 府”（《和李校書(shu) 新題樂(le) 府十二首序》），白居易也創作了五十首《新樂(le) 府》。元稹在《樂(le) 府古題序》中提出了新樂(le) 府“即事名篇，無複依傍”的創作原則，白居易在《新樂(le) 府序》《與(yu) 元九書(shu) 》中對新樂(le) 府內(nei) 容和體(ti) 式提出了要求。這樣，“新樂(le) 府”就被視為(wei) 一種新的詩體(ti) ，以與(yu) “沿襲古題”的古樂(le) 府相區別。文學史教材多將中唐產(chan) 生的這種詩歌思潮稱為(wei) “新樂(le) 府運動”（如遊國恩《中國文學史》），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不斷有學者質疑“新樂(le) 府運動”的存在。據盛唐天寶至中唐貞元、元和年間的詩歌複古思潮和樂(le) 府詩創作實績，元稹、白居易倡導的“新樂(le) 府”是客觀存在的。本文無意於(yu) 辨析“新樂(le) 府”“新樂(le) 府運動”等概念，而是從(cong) 樂(le) 府詩的體(ti) 製特征以及擬題方式角度，談談元白新樂(le) 府對古題樂(le) 府體(ti) 製的解構以及新樂(le) 府體(ti) 製重構中的得失問題。

　　古題是樂(le) 府詩顯著的體(ti) 性標誌

　　新樂(le) 府與(yu) 古樂(le) 府在形式上的最大區別，就是“因事立題”“即事名篇”的擬題方式。古題樂(le) 府是擬賦漢魏六朝樂(le) 府古題而形成的一種詩歌類別。新樂(le) 府則是從(cong) “無複依傍”古題、“另立新題”的擬題方式上命名的。

　　樂(le) 府本是漢代的音樂(le) 機關(guan) ，漢武帝立樂(le) 府而采歌謠，於(yu) 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進入樂(le) 府。李延年又多舉(ju) 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wei) 詩賦，而作十九章之歌。說明樂(le) 府音樂(le) 機關(guan) 的歌詩，既有從(cong) 民間采集而來的歌謠俗曲，也有士夫文人應詔而作的歌辭。在禮樂(le) 功能上，樂(le) 府詩分祭祀的郊廟歌辭、三朝元會(hui) 的燕射歌辭、軍(jun) 中的鼓吹橫吹曲辭以及用於(yu) 帝王私宴的娛樂(le) 歌辭，音樂(le) 形態上又有歌曲、琴曲、舞曲的不同。因受製於(yu) 其所配音樂(le) 的風格及特殊的功能，樂(le) 府歌辭的句式存在三言、四言、五言、七言、雜言，並無統一的體(ti) 式結構。魏晉至六朝興(xing) 起的文人擬樂(le) 府，一則遵循樂(le) 府詩的音樂(le) 演唱傳(chuan) 統，二則與(yu) 徒詩創作的時代思潮相結合，形成魏晉六朝文人樂(le) 府詩獨特的體(ti) 製特征：即題材和主題上在漢魏樂(le) 府古題範圍內(nei) 拓展、創新，體(ti) 製結構上多以第三人稱敘事結構全篇，抒情方式以場景化和客體(ti) 化抒情為(wei) 主，句式以五言古體(ti) 為(wei) 主。詩歌史上所謂的“樂(le) 府體(ti) ”多指文人樂(le) 府詩的這些類型化特征。

　　漢魏六朝至初盛唐以來，“樂(le) 府體(ti) ”最顯著特征就是標題采用樂(le) 府古題。因為(wei) 樂(le) 府古題是本源於(yu) 樂(le) 府曲調的，是樂(le) 府詩音樂(le) 屬性的根本標誌，盡管不同音樂(le) 類別的樂(le) 府詩有不同的擬題方式，但無論采用哪種方式，音樂(le) 曲調名在其中都是主體(ti) ，居於(yu) 主導地位。齊梁以後，文人普遍使用“賦題法”，力圖擺脫對漢魏樂(le) 府古題的依循，逐漸建立起樂(le) 府詩主題與(yu) 曲題的對應關(guan) 係，極大地拓展了文人樂(le) 府詩的自由空間。唐代古題樂(le) 府大多是對齊梁賦題法的創造性使用。縱觀魏晉六朝至隋唐的古題樂(le) 府，無論怎樣擬題、賦題，詩歌的題目都沒有完全脫離古題，盡管自曹植、陸機以來的文人樂(le) 府詩早已“事謝絲(si) 管”，脫離了具體(ti) 的音樂(le) 環境，但隻要古題存在，曲調的標誌意義(yi) 就在，樂(le) 府詩的體(ti) 性標誌就在。因此，可以說樂(le) 府古題是“樂(le) 府體(ti) ”的顯著標誌。

　　“因事立題”“即事名篇”的新樂(le) 府是對古題樂(le) 府體(ti) 製的解構

　　元白的新樂(le) 府，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因事立題”“即事名篇”，即根據詩歌內(nei) 容另立新題。元和十年（815），白居易《與(yu) 元九書(shu) 》提及自編詩集時，稱“因事立題，題為(wei) 新樂(le) 府”，指出自己的新樂(le) 府都是“因事立題”的。元和十二年（817），元稹在《樂(le) 府古題序》中集中論述了新樂(le) 府的擬題方式，他認為(wei) 《詩經》的“風”“雅”篇都以“諷興(xing) 當時之事”為(wei) 主，當時詩壇的樂(le) 府詩多“沿襲古題，唱和重複”，其“刺美見事”的“諷興(xing) ”作用嚴(yan) 重缺失。基於(yu) 此，他進一步指出，近世唯有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li) 人》等歌行是“即事名篇，無複依傍”的新題樂(le) 府，其本人及友人白樂(le) 天、李公垂對杜甫這種做法都很讚賞，他們(men) 決(jue) 定不再作“擬賦古題”的古樂(le) 府。

　　元白提倡的“因事立題”“即事名篇”的作詩方法，是基於(yu) 對初盛唐古題樂(le) 府“沿襲古題，唱和重複”“於(yu) 義(yi) 鹹為(wei) 贅剩”等虛詞濫調的不滿，擬恢複樂(le) 府詩的風雅比興(xing) 傳(chuan) 統，貫徹詩歌“為(wei) 君”“為(wei) 臣”“為(wei) 民”“為(wei) 物”“為(wei) 事”而作的現實精神。但因樂(le) 府詩特有的音樂(le) 背景和曆史傳(chuan) 統，源自樂(le) 府曲調的古題已經成為(wei) 樂(le) 府詩體(ti) 的核心內(nei) 容，古題一旦被解構，其體(ti) 製特征就消失了，樂(le) 府詩的界限也因此變得模糊起來。可以說，元白“因事立題”“即事名篇”的新樂(le) 府擬題方式，實質上是對“古題”樂(le) 府詩體(ti) 製的一次徹底解構。

　　元白的新樂(le) 府理論及其對樂(le) 府詩體(ti) 製重構的努力

　　伴隨唐代樂(le) 府詩“古”“新”之變的創作實踐，詩人們(men) 開始了對新樂(le) 府的理論思考和總結，元稹和白居易是其中突出代表，他們(men) 通過詩文序跋和書(shu) 信，積極交流和探討新樂(le) 府理論問題，除“因事立題”“無複依傍”的新樂(le) 府擬題方式外，元白的新樂(le) 府理論還有兩(liang) 點尤為(wei) 重要：

　　一是在詩歌主題上強調“病時”“見事”和“五為(wei) ”。元和四年（809）元稹作《和李校書(shu) 新題樂(le) 府十二首》序，肯定了李紳《樂(le) 府新題》二十首是“雅有所謂，不虛為(wei) 文”的作品，並以夏商周三代“士議而庶人謗”的傳(chuan) 統為(wei) 標榜，指出樂(le) 府詩在內(nei) 容上的“病時”作用。其《樂(le) 府古題序》進一步強調了詩歌的“美刺見事”功能。早在元和四年（809），白居易《新樂(le) 府序》中就提出“為(wei) 君、為(wei) 臣、為(wei) 民、為(wei) 物、為(wei) 事而作，不為(wei) 文而作”的五為(wei) 要求。其《與(yu) 元九書(shu) 》進一步提出“文章合為(wei) 時而著，歌詩合為(wei) 事而作”，強調詩歌“救濟人病，裨補時闕”的現實作用。

　　二是在詩歌體(ti) 製上要求符合播於(yu) 樂(le) 章歌曲。白居易在《新樂(le) 府序》中，對其《新樂(le) 府》五十首做了較係統的說明：句式上“篇無定句，句無定字”，根據內(nei) 容決(jue) 定形式，句式靈活自由。結構上“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誌”，首句表明主題，篇末揭示主旨，前後呼應。語言表達上做到“其辭質而徑”“其言直而切”，內(nei) 容上做到“其事覆而實”。在詩歌的整體(ti) 風格上做到“其體(ti) 順而肆，可以播於(yu) 樂(le) 章歌曲”。這篇序文對新樂(le) 府的詳細說明，其實也是對新樂(le) 府創作體(ti) 製的一種規範。

　　總體(ti) 而言，元白新樂(le) 府理論主要體(ti) 現在三方麵：第一，立新題，第二，“病時”“見事”和“五為(wei) ”的主題，第三，文從(cong) 字順、節奏明朗的語言風格，可以配樂(le) 而歌。可見，元白在打破古題樂(le) 府體(ti) 製的同時，也在做重構新樂(le) 府詩體(ti) 製的努力。

　　元白新樂(le) 府的得失

　　唐代以元白為(wei) 代表的新樂(le) 府理論倡導和創作實踐，對中國詩歌史的影響是深遠的。就其積極意義(yi) 而言，至少有兩(liang) 點值得肯定：其一，打破古題樂(le) 府對詩歌創作的製約，引導詩歌創作直麵社會(hui) 現實。漢唐的文人樂(le) 府詩存在“侈麗(li) ”“浮豔”（皮日休《正樂(le) 府序》）等毛病，漢樂(le) 府“緣事而發”的寫(xie) 實精神多有缺失。元白的新樂(le) 府，解構了古題樂(le) 府的創作模式，對詩歌創作重新回歸現實社會(hui) 起了重要作用。其二，重塑了樂(le) 府詩“緣事而發”的敘事傳(chuan) 統和詩歌“風雅比興(xing) ”精神。元白的樂(le) 府詩理論反複強調詩歌要反映現實政治、敢於(yu) 指陳時弊、關(guan) 注民生疾苦，這是對《詩經》風雅比興(xing) 精神的繼承和發揚，是繼陳子昂之後對現實主義(yi) 詩學的一次全麵係統的闡述。

　　元白新樂(le) 府也留下了一些遺憾。尤其是新樂(le) 府解構了樂(le) 府詩的體(ti) 製後，未能完成自身的體(ti) 製重構，導致新樂(le) 府內(nei) 涵與(yu) 外延的模糊。因新樂(le) 府體(ti) 性標誌的不明，在現實操作中出現了諸多問題：如新樂(le) 府在主題上如何與(yu) 諷喻詩區別、體(ti) 式上如何與(yu) 歌行體(ti) 區分等。元結《係樂(le) 府》《舂陵行》、白居易《秦中吟》、皮日休《正樂(le) 府》的詩體(ti) 歸屬，一直是新樂(le) 府研究爭(zheng) 論不休的問題，目前新樂(le) 府研究的一大困惑也是對新樂(le) 府具體(ti) 作品的判定，以至於(yu) 使得新樂(le) 府的體(ti) 製重構成為(wei) 唐後樂(le) 府詩學的一個(ge) 重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