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漢學家畢羅——

　　“我對漢字和中國文化一見鍾情”(海客談神州)

　　不久前，意大利漢學家畢羅借助網絡平台在雲(yun) 端為(wei) 書(shu) 法愛好者們(men) 做了一期題為(wei) 《書(shu) 法史研究與(yu) 文史研究：以〈集王聖教序〉為(wei) 中心》的講座，反響熱烈。自年初從(cong) 上海返意以來，畢羅已經在意大利南部城市、老家奧斯圖尼生活近半年。我見到畢羅時，他正在老家的房子裏過著每天寫(xie) 論文、校書(shu) 樣、練習(xi) 兩(liang) 三個(ge) 小時書(shu) 法的愜意日子。

　　“在中國也有一位達·芬奇”

　　如果隻聞其聲，人們(men) 可能意識不到畢羅是外國人，他的普通話標準流暢，還夾雜著些許兒(er) 話音。他的名字“畢羅”則取自《莊子》，《莊子·天下》中有言：“萬(wan) 物畢羅，莫足以歸。”足見他對中國文化的熱愛與(yu) 熟悉。

　　畢羅出生於(yu) 1977年，愛上中國書(shu) 法時，他還是20歲出頭的小夥(huo) 子。“我對漢字和中國文化一見鍾情，漢語非常有魅力，我至今依然記得大學一年級的漢語教材《現代漢語教程》，上麵的字體(ti) 除了黑體(ti) 、宋體(ti) 還有楷體(ti) ，對話的部分是楷體(ti) 。楷體(ti) 太漂亮了，我當時就對中國書(shu) 法產(chan) 生了濃厚的興(xing) 趣。”1996年高中畢業(ye) 後，畢羅進入那不勒斯東(dong) 方大學學習(xi) 漢語，第一次與(yu) 漢字親(qin) 密接觸。

　　1999年底，正在讀大學的畢羅認識了一位生活在意大利的中國書(shu) 法老師。“從(cong) 那會(hui) 兒(er) 開始，我一邊做研究一邊堅持練毛筆字。直到現在，那位老師還在指導我研習(xi) 書(shu) 法。”隨後，畢羅來到中國，在北京電影學院和中國美術學院留學，並前往浙江大學進修。2007年，他獲得那不勒斯東(dong) 方大學的中文博士學位。博士畢業(ye) 後，畢羅曾在那不勒斯東(dong) 方大學擔任研究員，執教古代漢語、現代漢語和中國文學史等課程。為(wei) 研究中國書(shu) 法，他一年中的很多時間都在中國度過。

　　畢羅逛遍了北京和杭州的大街小巷，他喜歡和熱情淳樸的中國人聊上幾句。“漢學研究需要厚積薄發，對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入門的過程很長。上世紀90年代末，大家都沒有手機，電腦也尚未普及，正因此，我很幸運地和中國百姓有了更多零距離接觸，對中國傳(chuan) 統和風俗習(xi) 慣有了更切身的了解和認識。”畢羅說，1998年，北京電影學院附近的西土城有條小月河，很多人在河邊擺攤賣舊書(shu) ，五花八門，非常便宜，他在那購買(mai) 了很多字帖。畢羅一邊回憶，一邊感歎練習(xi) 書(shu) 法是一個(ge) 不斷學習(xi) 、沉澱、提高的過程。

　　畢羅對王羲之情有獨鍾，他說：“我要把中國書(shu) 法介紹給全世界的人，王羲之是一個(ge) 代表，不了解他是萬(wan) 萬(wan) 不行的。王羲之的書(shu) 法令人歎為(wei) 觀止，值得全世界關(guan) 注研究。我經常會(hui) 跟我媽媽說，在中國也有一位達·芬奇，比意大利的達·芬奇還要早一千多年，他叫王羲之。”6月，畢羅首部用中文完成的作品《尊右軍(jun) 以翼聖教》出版，收獲不少好評。談及撰寫(xie) 此書(shu) 的初衷，畢羅說：“《尊右軍(jun) 以翼聖教》研究的是《集王聖教序》。它源自唐太宗撰寫(xie) 的《大唐三藏聖教序》，由僧侶(lv) 懷仁從(cong) 王羲之書(shu) 法中集字，於(yu) 唐鹹亨三年刻製成碑，不但是現存最早集字而成的書(shu) 法作品，還是中國和東(dong) 亞(ya) 曆代集字碑的開端。”眼下，畢羅正專(zhuan) 注於(yu) 將王羲之的《蘭(lan) 亭詩集》翻譯成意大利語，“這項工作非常有意義(yi) ，大家都會(hui) 喜歡上王羲之”。

　　每天晚上，畢羅都喜歡打開昏黃的小燈，在安靜的屋子裏寫(xie) 字。他說自己喜歡寫(xie) 小字，“我喜歡寫(xie) 毛筆字，這是全世界民眾(zhong) 都可以修習(xi) 的藝術”。

　　“增進中西方文化交流是我一直關(guan) 注並從(cong) 事的工作”

　　作為(wei) 研究中國書(shu) 法的西方人，畢羅對中西文化交流充滿期待。“我將中國學者張天弓對書(shu) 法術語的簡釋翻譯成英文，出版了《中國書(shu) 法主要術語的釋讀與(yu) 研究》一書(shu) ，希望能進一步加強西方與(yu) 中國書(shu) 法和文化交流。書(shu) 法是中國代表性藝術，值得西方了解和品鑒。”畢羅介紹，“我研究漢學，增進中西方文化交流是我一直關(guan) 注並從(cong) 事的工作。”

　　畢羅說：“從(cong) 4世紀到7世紀，中國出現了各種有深遠影響力的書(shu) 法作品，不論是普通人的作品還是名家手筆，都充滿了豐(feng) 富的想象力。這些書(shu) 法創作是當時文人畢生修養(yang) 的成果，對生活節奏快、被眼花繚亂(luan) 的視覺符號包圍的現代人來說，值得去反思和學習(xi) 。”在畢羅眼中，古代中國書(shu) 法能夠讓今天的人們(men) 注意到，人類在工業(ye) 革命前就已對簡練的視覺符號和動感十足的藝術創作造詣頗深，他認為(wei) ，書(shu) 法是受西方影響較小、能原汁原味保存至今的文化形態。

　　在給學生上書(shu) 法課時，畢羅發現，有些學生對於(yu) 中國書(shu) 法的興(xing) 趣僅(jin) 僅(jin) 停留在漢字的“漂亮”之上。他說：“練習(xi) 書(shu) 法不能隻憑一時的興(xing) 趣，需要一個(ge) 努力投入、由淺至深的練習(xi) 過程。書(shu) 法是漢字藝術，更是悠久文化的產(chan) 物，它不僅(jin) 是文字符號，在它背後是一個(ge) 文化體(ti) 係。在西方學術界，包括漢學界在內(nei) ，對書(shu) 法的了解和研究幾乎都停留在較淺的層次。”在畢羅看來，中國書(shu) 法的海外傳(chuan) 播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

　　畢羅非常喜歡中國古代書(shu) 法理論中的一句話：“意在筆先”。“這句話告訴我們(men) 一個(ge) 道理，每次行動成功與(yu) 否，都取決(jue) 於(yu) 起初的‘意’，而實現這個(ge) 最初之‘意’，則需要漫長的時間和不懈的努力才行。研習(xi) 中國書(shu) 法，傳(chuan) 播中國文化，就是這樣的一個(ge) 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