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言文字是中華民族最重要的標識之一，是中國曆史文化的重要載體(ti) ，其源遠流長的曆史是中華民族智慧不斷凝聚、文明不斷發展的生動體(ti) 現。因此，漢語言文字研究對於(yu) 中華文明的傳(chuan) 承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yi) 。近年來，隨著新材料不斷湧現、理論創新不斷推進、研究方法不斷更新，漢語言文字研究取得顯著進展。進一步開創漢語言文字研究新局麵，需要在以下幾個(ge) 方麵下更大功夫。

　　以材料更新開辟研究空間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哲學社會(hui) 科學工作座談會(hui) 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我國哲學社會(hui) 科學應該以我們(men) 正在做的事情為(wei) 中心，從(cong) 我國改革發展的實踐中挖掘新材料、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觀點、構建新理論”。漢語言文字研究者要認真貫徹落實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重要講話精神，不斷挖掘新的語言文字材料，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觀點，構建漢語言文字研究的理論體(ti) 係。材料是學術發展的核心要素之一，也正是由於(yu) 新材料的不斷湧現和整理出版，漢語言文字研究才能不斷開辟新的空間。

　　這主要體(ti) 現在以下幾個(ge) 方麵。一是從(cong) 傳(chuan) 世文獻向出土文獻擴展。傳(chuan) 世文獻特別是中古之前的傳(chuan) 世文獻存在數量較少、文體(ti) 單一、多為(wei) 書(shu) 麵語、經曆代傳(chuan) 抄難以保真等問題，因此，漢語言文字研究不能局限於(yu) 傳(chuan) 世文獻。近年來，隨著出土文獻的大量整理出版並形成曆時的完整序列，漢語言文字研究增添了新的豐(feng) 富材料，具備了前人無可比擬的有利條件。這裏所說的出土文獻，包括商代和西周甲骨文、商至漢代銅器銘文、春秋戰國玉石文獻、戰國至魏晉簡牘文獻、漢代以後的石刻文獻、魏晉以後的紙質文獻等。二是從(cong) 國內(nei) 文獻向國外文獻擴展。國外文獻首先是指傳(chuan) 統漢文文獻。古代東(dong) 亞(ya) 、東(dong) 南亞(ya) 地區長期受中華文化影響而使用漢字，因此保存了大量的漢文文獻，包括傳(chuan) 統的經典文獻、訓詁材料、辭書(shu) 、漢語字詞匯抄、漢語教科書(shu) 等，有抄錄者，也有改編者，其中有很多是中國失佚資料。其次是指西方傳(chuan) 教士文獻。包括漢字漢語辭書(shu) 、漢字漢語研究著作等。這些國外文獻的湧現是對國內(nei) 文獻的有益補充，為(wei) 漢語言文字研究提供了更多材料支撐。三是從(cong) 通語文獻向方言文獻擴展。通語（即當時通行的語言，比如漢語普通話）是漢語言文字研究最為(wei) 重要的資料。近年來，研究者們(men) 密切關(guan) 注方言文獻，開展有針對性的係統研究，有力拓展了通語與(yu) 方言的研究範圍。此外，還包括從(cong) 紙麵文獻向口頭文獻、從(cong) 傳(chuan) 統文獻向特色文獻擴展等。近年來，新材料新文獻無論在種類上還是數量上都實現了跨越式發展，為(wei) 漢語言文字研究開辟了廣闊研究空間。

　　以理論創新引領研究方向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我們(men) 的哲學社會(hui) 科學有沒有中國特色，歸根到底要看有沒有主體(ti) 性、原創性。跟在別人後麵亦步亦趨，不僅(jin) 難以形成中國特色哲學社會(hui) 科學，而且解決(jue) 不了我國的實際問題。”漢語言文字具有鮮明的獨特性，從(cong) 漢語言文字材料本身出發，不斷構建和發展自己的理論，是漢語言文字研究發展的必由之路。也隻有如此，中國漢語言文字研究才能為(wei) 人類語言文字研究貢獻自己的力量。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語言文字研究領域引進了很多西方理論。這些理論的引入對深化漢語言文字研究而言不能說沒有益處，但收效甚微。究其原因，主要在於(yu) 在世界語言文字中，漢語言文字獨樹一幟，曆史悠久且承續至今，直接使用任何緣起於(yu) 其他語言文字的理論來研究漢語言文字，其結果必然是方枘圓鑿、削足適履。目前，我國語言文字研究領域使用西方理論時還存在兩(liang) 種需要改進和改正的現象：一是簡單地把西方語言學理論介紹進來，沒有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改進；二是借鑒西方理論來研究漢語，卻沒有深入探索漢語言文字自身的規律。

　　事實上，任何一種理論的形成，都有其產(chan) 生的原因和背景、遭遇的困境和突破、構想的目的和思路等決(jue) 定性因素。對這些因素，理論創立者不一定言明，研究者隻有對其理論進行全麵了解和分析才能獲得，而這是需要下功夫的。因此，簡單照搬西方理論、機械套用舶來品是錯誤的。舉(ju) 例來說，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嚴(yan) 格區分曆時語言研究與(yu) 共時語言研究的理論，對中國語言學界一些研究者產(chan) 生了較大影響。所謂曆時研究是對語言文字現象發展脈絡、發展規律的研究，是動態現象研究；所謂共時研究是平麵係統的描寫(xie) 和分析，是靜態現象的研究。雖然具體(ti) 目的不同，但宏觀地看，二者隻不過是對同一現象的縱橫切分而已。曆時發展中，語言文字現象的消長轉化主要是不同共時平麵製約和抉擇的結果，而所謂共時平麵也隻能是對曆時過程的橫向剪取。所以，離開曆時追索和解釋，很難準確地進行共時描寫(xie) ；脫離共時觀照，也難以恰當地理解曆時演化。但國內(nei) 不少研究者已習(xi) 慣於(yu) 曆時、共時的對立，把研究的問題首先框定在曆時或共時範疇，然後進行隔絕式的探討，曆時研究隻分析縱向發展、共時研究不考慮曆時因素成了固化的理念。這種固化的理念並不利於(yu) 開展漢語言文字研究。漢語言文字研究應當打破西方理論窠臼、突破縱橫界線，使曆時與(yu) 共時融合，這樣才會(hui) 有質的飛躍。

　　近年來，我國越來越多的研究者認識到，漢語言文字研究必須跳出西方理論的束縛，紮根本土、深耕實踐。把研究重點聚焦到漢語言文字本身，依據科學的思路構建自己的理論體(ti) 係，才是漢語言文字研究的正路。基於(yu) 此，國內(nei) 不少研究者紮根本土，在提出自己的理論上不斷加力，取得了明顯成效。比如，有的研究者進行多元融合創新，依托社會(hui) 學、哲學、生態學、計算科學等多個(ge) 學科領域進行跨學科研究，形成自己的理論，進而不斷推動漢語言文字研究向縱深發展。

　　以方法創新激發研究動能

　　方法是學術發展的另一核心要素。“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學術研究中發現新現象、新事物，或提出新觀點、新理論，揭示事物內(nei) 在規律，都離不開科學的方法。漢語言文字研究要繼續得到長足發展，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yi) 為(wei) 指導，始終堅持正確的方法。

　　在對漢語言文字文獻進行學術解讀時，要堅持正確的方法，首先離不開正確的立場。解決(jue) 好研究立場問題，需要研究者堅持以馬克思主義(yi) 為(wei) 指導，掌握曆史唯物主義(yi) 、辯證唯物主義(yi) 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論。隻有這樣，才能有效解決(jue) 漢語言文字研究中的各種理論和實際問題。

　　以方法創新激發研究動能，一個(ge) 十分重要的方麵就是注重貫通。從(cong) 學科上看，漢語言文字研究縱向分成了古代漢語、近代漢語、現代漢語，近年又有人分出“當代漢語”；橫向分成了漢字、語音、語法、詞匯、方言等。這樣的學科分類自有產(chan) 生的原因和現實意義(yi) ，但從(cong) 學術研究來看，研究者如果僅(jin) 專(zhuan) 注於(yu) 某一個(ge) 領域，隻見樹木不見森林，對學科整體(ti) 發展而言弊端頗多。事實上，做好漢語言文字研究，要突破學科過於(yu) 細分的製約。中國古代學術研究講求貫通，“文史哲”不分家，因為(wei) 研究對象往往是一個(ge) 有機的整體(ti) 。以《左傳(chuan) 》為(wei) 例，我們(men) 很難區分它是史學著作、哲學著作還是文學著作，因為(wei) 它既較為(wei) 全麵地展示了先秦的哲學思想，又是優(you) 美的文學作品，還是十分重要的漢語研究材料。突破界限、融合發展應成為(wei) 漢語言文字研究的一個(ge) 努力方向。從(cong) 大的方麵說，不論是曆史、哲學、文學還是語言文字，都是對同一文獻材料的研究，而這同一文獻本是一個(ge) 有機整體(ti) ，它的各個(ge) 組成部分是彼此依存的；從(cong) 小的方麵說，無論是漢語還是漢字，都是有限的要素依據一定的結構規則構成的，是有著內(nei) 在嚴(yan) 密邏輯的係統，係統內(nei) 各要素之間也是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的，而不是孤立存在和發展的。把某個(ge) 方麵、某類要素孤立成單一對象進行研究，難以對其有深層次的認識，更不可能做到全麵把握。因而，推動漢語言文字研究向縱深發展，需要廣大研究者在深耕自己核心研究領域的前提下，致力於(yu) 實現學科內(nei) 部縱橫的貫通和相鄰學科的貫通。隻有以貫通的方法推進漢語言文字研究，才能催生更多學術增長點。

　　（作者王貴元，為(wei) 中國人民大學吳玉章中國語言文字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