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範黎波 劉佳（分別係北京市習(xi) 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對外開放研究院副研究員）

　　日前，《“十四五”公共服務規劃》（以下簡稱《規劃》）印發。《規劃》明確，到2025年，公共服務製度體(ti) 係更加完善，政府保障基本、社會(hui) 多元參與(yu) 、全民共建共享的公共服務供給格局基本形成，民生福祉達到新水平。從(cong) 學理上看，政府治理、市場（公司）治理和社會(hui) 治理三者之間既相互獨立，又相互交叉、相互依存和相互促進。公共服務是連接民心的重要環節，關(guan) 乎最直接、最現實的民生問題和“急難愁盼”問題。它看似屬於(yu) 社會(hui) 治理範疇，實則與(yu) 政府治理、市場治理都緊密相關(guan) 。長期以來，我國的公共服務保障水平與(yu) 經濟社會(hui) 發展水平相比相對滯後，能力上存在明顯的弱項和短板，認識上亦存在諸多誤區和盲區。在工業(ye) 化、城鎮化快速發展和老齡化問題凸顯的背景下，公共服務保障水平的滯後性尤為(wei) 突出。因此，夯實公共服務基礎力量、高質量進行公共服務建設成為(wei) 重要的時代課題。

　　一

　　從(cong) 服務供給的權責分類來看，公共服務包括基本公共服務和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務兩(liang) 大類。基本公共服務要求實現目標人群全覆蓋、服務全達標、投入有保障，實現均等化享有和便利可及。政府是基本公共服務保障的責任主體(ti) ，同時引導市場主體(ti) 和公益性社會(hui) 機構補充供給。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務是為(wei) 滿足公民更高層次需求，以可承受的價(jia) 格付費享有，滿足大多數公民必需的公共服務。市場主體(ti) 和公益性社會(hui) 機構是其主體(ti) 力量。此外，為(wei) 實現公民追求的多樣化、個(ge) 性化、可付費享有的市場化的高端公共服務，政府要製定規則，優(you) 化營商環境，確保相關(guan) 產(chan) 業(ye) 規範可持續發展。

　　公共服務供給的底層邏輯是“政府+市場主體(ti) 與(yu) 機構+公民”的共建共治共享機製。其中政府治理是一套係統完整、自上而下的目標管理體(ti) 係和指標治理機製，屬於(yu) 強理性建構的秩序；而市場主體(ti) 與(yu) 社會(hui) 機構是自下而上的自發性的組織，屬於(yu) 強自發性秩序。兩(liang) 種秩序盡管屬性不同，但目標是相同的，通過不斷的整合和耦合，一定能夠形成公共服務供給的強大合力。

　　二

　　成功實現《規劃》提出的目標，形成政府與(yu) 社會(hui) 組織共同提供公共服務的合力，在政府治理層麵上需要解決(jue) 好兩(liang) 個(ge) 突出問題。

　　第一，解決(jue) 好要素供給保障和存量要素配置低效率問題。在計劃經濟時代，“家屬院”“副食店”和“菜市場”等是群眾(zhong) 日常生活的“忠實伴侶(lv) ”。但如今，公共服務保障領域的市場主體(ti) 和社會(hui) 機構卻普遍存在不紮根的問題，在公益性和商業(ye) 性之間似乎找不到平衡點。乍看起來，原因似乎在市場主體(ti) 和機構一邊，但根本還是政府公共政策尚存一些缺陷。一是政府宏觀調控不力。市場主體(ti) 和社會(hui) 機構入市、退市沒有清晰的規劃引領和總量調控，客觀上導致無序競爭(zheng) ，沒有形成聚集效應和綜合服務保障功能。二是市場主體(ti) 和社會(hui) 機構的用地和設施幾乎都要依靠租賃經營。租金是其主要的經營成本，是企業(ye) 選擇“坐商”“流商”還是“遊商”的關(guan) 鍵變量。客觀地說，“坐商”才會(hui) 有長期打算，才會(hui) 追求長期利益，“流商”和“遊商”勢必會(hui) 注重短期利益，這也是一些市場主體(ti) 漫天要價(jia) 的原因所在。可喜的是，針對這些要素資源配置問題，《規劃》做出了積極的舉(ju) 措。《規劃》提出，政府要推動非基本公共服務普惠化發展，降低市場主體(ti) 和社會(hui) 機構的服務成本，促進價(jia) 格普惠，加強質量監管。例如，在土地供給端，《規劃》明確了政府必須將公共服務機構和設施用地納入相關(guan) 規劃和年度用地計劃並優(you) 先予以保障。農(nong) 用地轉用指標、新增建設用地指標分配要適當向公共服務機構和設施建設用地傾(qing) 斜。對於(yu) 符合條件的公共服務設施和機構建設用地，可采取劃撥方式予以保障，探索實行長期租賃、先租後讓、租讓結合的彈性土地供應方式。在資源配置低效率的問題上，《規劃》提出，政府統籌、盤活、用好增量和沉澱、低效配置的事業(ye) 編製資源，解決(jue) 義(yi) 務教育、基本醫療、公共文化等編製所需。

　　第二，解決(jue) 基層政府公共服務保障投入的原動力不足問題。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強調，黨(dang) 的工作最堅實的力量支撐在基層，經濟社會(hui) 發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問題也在基層，必須把抓基層打基礎作為(wei) 長遠之計和固本之策，絲(si) 毫不能放鬆。目前，部分基層政府和官員在公共服務保障中缺位、不作為(wei) 和亂(luan) 作為(wei) 的現象較為(wei) 突出，與(yu) “服務型政府”的理念尚有差距。這種現象的存在並不是一種簡單的思維和行為(wei) 慣性，而是有其存在的製度土壤。必須在製度設計上讓基層政府和官員“守土有責、守土盡責”、工作落到實處。首先，考慮逐步引入“麵子問責”，通過在各級政府推廣媒體(ti) 或者網絡問政，將官員置於(yu) 公民的輿論監督下，讓懶政、庸政的行為(wei) 在公民麵前“顏麵無存”。其次，考慮實施“內(nei) 容問責”，將公民的滿意度與(yu) 官員考核掛鉤，直接影響官員的獎懲甚至升降。此次的《規劃》在製度建設方麵有了明顯加強，明確提出了“嚴(yan) ”“實”結合的目標管理和指標治理體(ti) 係，其22項主要指標中包括了7項約束性指標和15項預期性指標，涵蓋了“七有兩(liang) 保障”。“七有”是幼有善育、學有優(you) 教、勞有厚得、病有良醫、老有頤養(yang) 、住有宜居、弱有眾(zhong) 扶；“兩(liang) 保障”是文體(ti) 服務保障和優(you) 軍(jun) 服務保障。例如，高中階段教育毛入學率＞92%、基本醫療保險參保率＞95%、基本養(yang) 老保險參保率達95%等。《規劃》還強調，人口淨流入的大城市要大力發展保障性租賃住房，因地製宜發展共有產(chan) 權住房，主要解決(jue) 新市民、青年人等群體(ti) 的住房困難問題。

　　三

　　公共服務關(guan) 乎國家安全和國計民生，市場主體(ti) 和公益性社會(hui) 機構一定要有強烈的社會(hui) 責任意識和社會(hui) 效益導向，形成明確的、具有可持續性的戰略定位，必須最大限度發揮市場主體(ti) 和公益性社會(hui) 機構的主動性和創造力。市場主體(ti) 和機構是行業(ye) 專(zhuan) 家，是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保障的主體(ti) 力量，是公共服務提質擴容的主力軍(jun) ，是政府必須依靠的得力助手。進一步而言，政府提供通用的、標準的和福利性的產(chan) 品和服務，市場主體(ti) 和社會(hui) 機構則可以提供個(ge) 性化、多樣化、精細化的產(chan) 品與(yu) 服務，甚至定製化、社交化、場景化的產(chan) 品和服務。

　　第一，市場主體(ti) 和公益性社會(hui) 機構要努力做“百姓企業(ye) ”（類似於(yu) “社會(hui) 企業(ye) ”，介於(yu) 營利和非營利組織之間的“義(yi) 利兼顧”的企業(ye) ）。企業(ye) 要紮根和植根於(yu) 社會(hui) 、社區，努力做到質量有保障、價(jia) 格可承受、付費可享有、安全有監管，實現企業(ye) —社會(hui) 的共享價(jia) 值創造。

　　第二，市場主體(ti) 和公益性社會(hui) 機構要努力做品牌企業(ye) ，成為(wei) 紮下根來的、有信譽有聲譽的“坐商”。對此，《規劃》也明確提出，加強生活服務品牌化標準化建設，支持龍頭企業(ye) 做大做強，鼓勵中小微企業(ye) 創新發展，鼓勵塑造代表性特色化服務品牌，保護傳(chuan) 承“老字號”，開發打造“特字號”，培育壯大“新字號”。

　　第三，市場主體(ti) 和公益性社會(hui) 機構要努力做標準化、高質量的連鎖企業(ye) 。《規劃》指出，政府鼓勵擁有優(you) 質資源的生活服務供給主體(ti) ，通過合作、連鎖經營等多種方式，跨地區設置服務網點、參與(yu) 服務供給，共享先進服務技術和管理模式。《規劃》同時提出，要建立政府主導製定的標準與(yu) 市場自主製定的標準協同發展、協調配套的服務標準體(ti) 係，加快完善生活服務國家標準，開展國家級服務業(ye) 標準化試點示範。因此在公共服務領域，連鎖經營應該成為(wei) 一個(ge) 發展方向。連鎖經營的核心是標準化，既能夠更好地滿足消費者的心理預期，也是市場主體(ti) 和機構對消費者的鄭重承諾。

　　《光明日報》（ 2022年01月25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