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陸穎（浙江師範大學文化創意與(yu) 傳(chuan) 播學院講師）

　　16世紀的日本室町時期，流傳(chuan) 著一個(ge) 以中文漢字寫(xie) 成的寓言式文本《酒茶論》，在兩(liang) 千餘(yu) 字的文本中，雅號“滌煩子”和“忘憂君”的二人對坐，一人飲茶，一人飲酒。這個(ge) 四無人聲的春晝，不可容俗談，於(yu) 是“滌煩子”和“忘憂君”展開了一場茶酒之辯。雙方各執一詞，反複爭(zheng) 辯茶與(yu) 酒的尊卑、品德與(yu) 功用，互揭其短，各陳己長。難分伯仲之際，一位“閑人”出麵調停，說茶酒難分高下，皆是天下尤物，還是“酒亦酒哉茶亦茶”吧。

　　顯然，“滌煩子”和“忘憂君”的名號出自唐代詩句“茶為(wei) 滌煩子，酒為(wei) 忘憂君”。雙方問答式的爭(zheng) 辯敘事模式，也是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的固有範式之一。無獨有偶，20世紀初敦煌藏經洞被發現，內(nei) 藏數萬(wan) 卷文獻及絹畫，其中包括與(yu) 日本《酒茶論》極為(wei) 相似的唐代遺書(shu) 《茶酒論》。該文本出自唐代鄉(xiang) 貢進士王敷之手，全文千餘(yu) 字，以相同的敘事模式展開了一場唐代的茶酒之辯——這個(ge) 文本較之於(yu) 日本《酒茶論》早了好幾百年。

　　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日本的茶酒文化與(yu) 中國古代文化有著脫不開的幹係，尤以茶文化的東(dong) 渡為(wei) 典型，日本茶文化在學習(xi) 和吸收中國種茶、製茶、飲茶文化的基礎上，創造性地衍生出獨具東(dong) 方美學特色的茶道文化。

　　壹 從(cong) “自生”到“渡來”

　　曆史真相的回溯總會(hui) 有一些崎嶇，中國茶種及茶文化的東(dong) 渡也並非一開始就得到公認。

　　滕軍(jun) 的《中日茶文化交流史》簡要提及了日本茶文化早期的“自生說”。自17世紀起，日本學者一度形成了較為(wei) 主觀的論斷，認為(wei) 日本列島早有本土的原生茶樹，隻是到8世紀中國飲茶之法傳(chuan) 入後，日本人才開始飲用本土茶。大石貞男的《日本茶葉發達史》（1983）、穀口熊之助的《野生茶調查報告》（1936）等論著都導向這一觀點。隨著茶葉科技的發展，日本茶的本土“自生說”逐漸瓦解。20世紀，以鬆下智、橋本實等為(wei) 首的茶學專(zhuan) 家提出了“自中國渡來說”，認為(wei) 日本本土的野生茶樹繁殖呈現出人為(wei) 因素，結合中國唐宋以來日本赴中國學習(xi) 的留學僧人往返情況，合理推測是日本僧侶(lv) 將中國的茶籽、茶苗及飲茶習(xi) 俗傳(chuan) 播至日本，並推動了其在日本的發展。

　　傳(chuan) 入日本的中國飲茶習(xi) 俗又通過宮廷、幕府、寺院逐漸普及民間。據日本文獻《奧儀(yi) 抄》記載，“日本天平元年，中國茶葉傳(chuan) 入”，彼時正值唐開元十七年（729年），距陸羽《茶經》成書(shu) 還有差不多50年。最早的日本飲茶記錄出現在弘仁五年（814年）的《空海奉獻表》，這份記載了空海和尚（774-835）日常生活的文本曾簡要寫(xie) 道：“觀練餘(yu) 暇，時學印度之文，茶湯坐來，乍閱振旦之書(shu) 。”若這份個(ge) 人經曆記載的是可信的實際情況，那麽(me) 9世紀早期，日本僧人的閑暇之餘(yu) 已有飲茶之舉(ju) 。

　　另一處早期記載出現於(yu) 《日吉神道密記》，文中載錄了日本最澄和尚從(cong) 中國引入茶籽的事跡：相傳(chuan) 公元805年，最澄和尚（767-822）赴中國天台學習(xi) 教義(yi) ，返日時帶回了天台山的茶籽，播種在位於(yu) 京都比睿山麓的日吉神社，結束了日本列島無茶的曆史。雖該文獻的真實性仍有爭(zheng) 議，但日吉神社園內(nei) 至今矗立著“日吉茶園之碑”，碑文有“此為(wei) 日本最早茶園”之句。

　　以上兩(liang) 處記載如果都不足以作為(wei) 確證，那麽(me) 日本史書(shu) 《日本後紀》作為(wei) 確切的日本飲茶記載，是較為(wei) 可信的直接文獻。那是在唐憲宗元和十年（815年），時值日本弘仁六年，當時日本嵯峨天皇出行禮佛，來到梵釋寺，奉迎的大僧都（即僧官）永忠和尚（743-816）親(qin) 自為(wei) 其沏茶。“……更過梵釋寺，停輿賦詩。皇太弟及群臣奉和者眾(zhong) 。大僧都永忠手自煎茶奉禦，施禦被，即禦船泛湖。”這位奉茶的永忠和尚於(yu) 公元775年乘坐遣唐船來到唐朝，並在長安生活了30年，在公元805年返回日本，他在禦前煎茶之舉(ju) ，使嵯峨天皇大受震撼，命人在關(guan) 西地區植茶，以備每年進貢。

　　在這裏，永忠為(wei) 天皇供奉的“煎茶”是陸羽《茶經》記載的一種烹煎的飲法，在中唐大為(wei) 盛行。主要是用餅茶，經過炙烤和冷卻後碾磨成粉末狀。煮水時，第一次水沸後放入鹽，第二次水沸後投入茶末，環攪，待三沸後倒入一瓢水稍做冷卻，隨後便可分茶飲用。陸羽提倡的這種煎飲之法成為(wei) 唐代文人和宮廷貴族的常行雅事，碾茶成末、煮末飲茶的喝法，在古代繪畫中也時有出現。被稱為(wei) “中國十大傳(chuan) 世名畫”之一的《唐宮仕女圖》就呈現了晚唐宮廷的飲茶場景，長桌的中間放置著茶釜，內(nei) 盛茶湯，其中一位女子正手持長柄茶勺從(cong) 中舀取分飲，其他仕女圍坐，手執茶碗飲用。

　　貳 唐風宋韻禪意

　　以上記載均符合日本著名漢學家、茶學家布目潮渢先生的論斷，他在《中國茶文化在日本》一文明確指出，中國的飲茶文化最遲於(yu) 9世紀上半葉就傳(chuan) 到了日本，遣唐的學問僧在此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橋梁作用。空海和最澄和尚都是日本第十七次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呂的隨行，在唐期間廣學佛法、吟詩唱和，均有不俗的漢文化修養(yang) ，對佛教的東(dong) 渡、漢學的傳(chuan) 播都起到過重要作用。

　　日本飲茶史上，茶飲最初僅(jin) 限於(yu) 日本貴族階層內(nei) 部流行，並曾一度衰退。12世紀末，榮西禪師（1141-1215）從(cong) 中國帶茶籽、茶種返回日本，種植茶樹，逐漸複興(xing) 了飲茶習(xi) 俗，廣及佛寺、武士階層。榮西是日本茶道發展史上的裏程碑人物，被後人推崇為(wei) “日本茶祖”，在來華僧人中他是最傑出的一位。榮西曾兩(liang) 度入宋，潛心修習(xi) 禪學，長期參禪習(xi) 佛的生活也滋養(yang) 了他對中國宋代茶文化的精深體(ti) 悟。

　　在他臨(lin) 終前才最終定稿的《吃茶養(yang) 生記》是一本盛讚茶德的漢文書(shu) 稿，也是日本已知最早的有關(guan) 茶事的著作，被稱作“日本的《茶經》”——由此也可見陸羽《茶經》在日本的影響力。該書(shu) 從(cong) 禪修與(yu) 延壽的角度，大力提倡飲茶，書(shu) 中開篇便寫(xie) 道：“茶者，養(yang) 生之仙藥也，延齡之妙術也。山穀生之，其地神靈也。人倫(lun) 采之，其人長命也。天竺唐土同貴重之，我朝日本亦嗜愛矣，古今奇特仙藥，不可不摘也。”以“仙藥”和“妙術”譽之，榮西對茶的嗜好與(yu) 推崇可見一斑。

　　榮西來華期間正是我國茶文化發展鼎盛的南宋，《吃茶養(yang) 生記》記載了這一時期流傳(chuan) 於(yu) 江浙一帶的飲茶方式：“極熱湯服之，方寸匙二三匙，多少隨意，但湯少好，其又隨意，殊以濃為(wei) 美。”這顯然與(yu) 唐代陸羽時代的飲茶有所不同了，榮西這裏說的“方寸匙”舀取的是什麽(me) 呢？這就要從(cong) 他傳(chuan) 入日本的南宋新茶法說起了。由於(yu) 此前的飲茶法需要將茶青采來蒸熟、搗爛成餅、烘幹收藏，飲用時，再把茶餅烤軟、碾碎、煎煮，著實有些費時費力。到了南宋，榮西傳(chuan) 到日本的飲法則簡單得多：當下采摘製作、散葉保存，飲用時磨成粉，直接點飲。整個(ge) 過程保留了茶的鮮度，末茶點服，直接進入體(ti) 內(nei) ，也能夠更充分吸收茶青。榮西在《吃茶養(yang) 生記》中說到的，方寸小匙大概兩(liang) 三匙，舀取的正是被碾磨成粉狀的末茶。

　　這種點茶之法受到日本人的歡迎，時至今日，日本茶人依然在改良後沿用著宋代末茶的點飲之法。整個(ge) 備茶的過程稱為(wei) “點茶”，即將粉末狀的茶舀取入茶碗，在碗中注入沸水，以茶筅快速有力地上下前後攪動，直至茶湯表層形成黏稠細密的泡沫，即可吸飲。有趣的是，我們(men) 會(hui) 發現當代日本茶人所喝的抹茶，茶沫多為(wei) 鮮綠色。與(yu) 之不同，中國的宋代茶人，崇尚“茶色白，宜黑盞”“茶色貴白”（蔡襄《茶錄》）。這非常直觀地體(ti) 現了日本茶文化對中國茶文化的吸收與(yu) 改造。長期以來，日本茶人們(men) 試圖保留茶葉本身的自然之色，並視其為(wei) 至純至美的生命與(yu) 精神。

　　在13世紀初期，掌控鐮倉(cang) 幕府實權的北條家族十分仰慕中國杭州的徑山興(xing) 聖萬(wan) 壽禪寺，增派大量僧人前往徑山求取禪理。宋代的徑山寺為(wei) “五山十刹之首”，具有很高的地位。《徑山史誌》載，“徑山古刹的開山祖師法欽鍾茶，初為(wei) 供佛，後至請客。請客飲茶還有專(zhuan) 門儀(yi) 式和茶具，名曰‘茶宴’。”徑山的禪堂茶禮規製嚴(yan) 謹、法式嚴(yan) 格。南宋的禪寺茶禮在元代《敕修百丈清規》中有完整記載，這是我國宋元時期禪堂茶禮的最高總結，也是徑山茶禮的重要曆史佐證。

　　以徑山茶宴為(wei) 代表的宋代禪堂茶禮的移植東(dong) 渡，與(yu) “聖一國師”圓爾辨圓（1202-1280）有直接的關(guan) 係。南宋端平二年（1235年），34歲的圓爾辨圓前往徑山寺巡禮求法，其間掌握了徑山的種茶、製茶與(yu) 茶禮之事，返回日本時帶去了徑山茶種，栽種於(yu) 靜岡(gang) 的故鄉(xiang) 小村。與(yu) 徑山茶種同時被帶回的還有一冊(ce) 《禪院清規》。在傳(chuan) 法過程中，圓爾辨圓效仿宋代的禪院清規，結合日本實際，製定了《東(dong) 福寺清規》。文中明確規定，從(cong) 徑山寺習(xi) 得的飲茶規式必須一應遵行，永遠不可偏廢，其中自然包括禪寺的茶宴儀(yi) 式。直至今日，日本東(dong) 福寺依然會(hui) 在每年圓爾辨圓忌日當天舉(ju) 行“方丈齋筵”，保留著徑山寺茶禮的影子。

　　唐宋期間，另一個(ge) 推動日本茶文化發展的直接要素是中國茶書(shu) 的流傳(chuan) ，其影響曆久彌堅。例如陸羽的《茶經》一書(shu) ，就為(wei) 日本茶道這一綜合文化藝術形式勾勒了具體(ti) 可行的內(nei) 容基礎。以茶具來說，陸羽在“四之器”中細數了二十四種不同茶具的質料、尺寸、用途等。我們(men) 會(hui) 發現，這些器物的使用也幾乎全對應在今天日本煎茶道的實踐中。煎茶道茶藝有備器、選水、取火、候湯、習(xi) 茶五大環節。江戶時期，酒井忠恒編的《煎茶圖式》和東(dong) 園編的《清風·煎茶要覽》兩(liang) 冊(ce) 書(shu) 介紹了從(cong) 唐代引入的煎茶道具（風爐、茶罐、茶碗）與(yu) 煎茶曆史。細看書(shu) 稿內(nei) 頁插圖可知，煎茶茶具悉數以唐製為(wei) 標準，日本茶人細致描摹了唐茶具的外形與(yu) 規製，並以文字簡要說明。今天日本煎茶道流派眾(zhong) 多，如小笠原流、鬆月流等，但行茶道之時，依然普遍使用著諸如都籃、風爐等流傳(chuan) 自中國唐代的茶具。

　　以唐代茶具為(wei) 代表的“唐物”（指從(cong) 唐代傳(chuan) 入的物品）曾是風靡日本的“中國製造”，一時風頭無兩(liang) ，尤其在室町幕府第三代將軍(jun) 足利義(yi) 滿（1358-1408）的推動下，一切日用品無不以“唐物”為(wei) 高檔，深受宮廷貴族、武士中上層的青睞。在室町時代極其流行的“鬥茶”活動一度成為(wei) 擴大交際、炫耀“唐物”的聚會(hui) 。“鬥茶”又稱為(wei) “茗戰”，是宋代盛行的品評茶質優(you) 劣和茶技高下的活動，上至宮廷，下至民間，無不熱衷於(yu) 此。“鬥茶”風尚傳(chuan) 入日本時，主要發生在武士階層，與(yu) 宋代文人雅士們(men) 的鬥茶場麵有著明顯不同。

　　叁 集大成：千利休與(yu) 茶道四規

　　明末，一代僧傑隱元禪師（1592-1673）乘坐鄭成功的渡船抵達日本，將明代的文人茶風傳(chuan) 入日本京都的黃檗山萬(wan) 福寺（為(wei) 隱元所創）。由此，雅號賣茶翁的高遊外（1675-1763）在日本創立了使用葉茶的日本煎茶道，被稱為(wei) “煎茶道中興(xing) 之祖”，與(yu) 奉千利休（1522-1591）為(wei) 尊的抹茶道分流，形成日本茶道的雙峰之勢。時至今日，人們(men) 常說的“日本茶”從(cong) 製茶技術和飲茶方式而言，依然分為(wei) “末茶”與(yu) “煎茶”兩(liang) 大類，其中“末茶”又細分“薄茶”與(yu) “濃茶”兩(liang) 類。如今日本茶道流派紛呈，其中最以表千家、裏千家和武者小路千家三家為(wei) 知名，飲茶之事也早已滲入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客來飲茶，是日本人日常不可或缺的基本禮儀(yi) ，一碗茶中見人情。飲茶活動在日本人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也可以從(cong) 日語詞匯“日常茶飯事”中窺見一二。

　　日本在接收中國茶文化的同時，將茶文化上升至“道”的審美和哲學層麵。日本茶道真正的開山鼻祖村田珠光（1423-1502）師從(cong) 禪宗大德一休宗純和尚（1394-1481），在京都大德寺修禪期間，珠光坐禪飲茶，參禪了悟，體(ti) 味“佛法存於(yu) 茶湯”，繼承和發揚了“禪茶一味”的理念。之後的武野紹鷗（1502-1555）也極力倡導茶人參禪之風，認為(wei) 在茶湯中注入了深厚的禪的精神。禪宗與(yu) 茶道兩(liang) 相結合，使日本茶道上升為(wei) 一種藝術、宗教和生活方式，為(wei) 日本茶文化注入了內(nei) 核。

　　最為(wei) 人們(men) 熟知的千利休被視為(wei) 日本茶道體(ti) 係的完成者，是一位集大成的宗師人物。利休深得珠光和紹鷗的茶道思想，認為(wei) “茶湯之深味在於(yu) 草庵”，他所行的“草庵茶”極力踐行一種忘卻機心、將心味歸於(yu) 無味的飲茶境界。追求在飲茶時，主人和客人之間必須拋去世俗、回歸本心，盡可能拉近人與(yu) 人之間的距離，於(yu) 是他將茶室一再縮小。

　　今天我們(men) 在日本京都妙喜庵內(nei) 看到的待庵，是千利休創建的草庵風格茶室，也是利休留存於(yu) 世的唯一茶室，被日本奉為(wei) “國寶”，外觀上看卻是極為(wei) 不起眼的一間狹小茅草屋。人們(men) 進入茶室時，無論地位高低、身份貴賤，都隻能彎腰屈身而入。利休生前正值日本的戰亂(luan) 年代，人們(men) 感喟於(yu) 人生的無常與(yu) 生命的短暫，戰火硝煙使人們(men) 有了生似浮萍的漂泊感，這就提醒人們(men) 珍惜偶一相遇的緣分，因此有了“一期一會(hui) ”的說法，隻願全身心投入“坐而飲茶”的當下，抵達寧靜的達觀。

　　我們(men) 現在熟知的日本茶道四規（或稱四諦、四則）便直接觀照參禪、飲茶、審美的基本禪茶精神——和、敬、清、寂。這與(yu) 珠光禪師曾表述的“謹敬清寂”四字有內(nei) 在傳(chuan) 承。簡單地說，“和”代表和諧、和悅，不僅(jin) 針對內(nei) 在情感和知覺的平和，也指人與(yu) 人、人與(yu) 物、人與(yu) 自然的協調與(yu) 恰切；“敬”指恭敬、尊重，君子敬而無失，與(yu) 人恭而有禮，人人平等不二；“清”是指純潔清淨，保持無垢之心，摒棄雜念和妄念；“寂”指的是靜寂、侘寂、至純的境界。

　　作為(wei) 一種基底性的精神氣質與(yu) 心靈寄托，茶道的內(nei) 在思想也影響著諸多日本文人墨客。川端康成、夏目漱石、太宰治等作家都直接或間接地描寫(xie) 過飲茶的場景。太宰治在思考人生滋味時，以茶借喻，說“以世為(wei) 茶者，竹林拈須”；川端康成的《千隻鶴》以日本茶碗作為(wei) 線索描繪人物內(nei) 心秘而不宣、纖細柔軟的情感，主人公文子在一次重要的約會(hui) 中帶去了母親(qin) 飲茶用過的陶碗，茶碗上麵留著母親(qin) 的唇印……無論外在形式如何變化，日本茶道的精神實質並未改變，它代表著人們(men) 在日常的俗務中對美好事物的追求。表麵看來，茶道是一種規範嚴(yan) 格的美學儀(yi) 式，其內(nei) 在卻意蘊悠長，日本明治時期的思想家岡(gang) 倉(cang) 天心在《茶之書(shu) 》中描述日本的茶道是一種對“殘缺”的崇拜，“是在我們(men) 都明白不可能完美的生命中，為(wei) 了成就某種可能的完美，所進行的溫柔試探”。

　　日本茶文化來自中國，曆經漫長的本土發展與(yu) 改良，吸收與(yu) 融合了中國茶文化的內(nei) 在文化與(yu) 外在技法，形成獨具日本美學特色的茶道文化，其中保留的中國文化元素，也成為(wei) 我國茶文化研究者認識與(yu) 複原古代茶禮的重要參考。今天，抹茶冰淇淋、抹茶蛋糕、抹茶拿鐵等當代日本抹茶的改良品，也在中國深受年輕人的喜愛。小小一杯茶，體(ti) 現著兩(liang) 國審美情誌的共通和曆史文化的共融。

　　《光明日報》（ 2022年03月24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