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誌文是我國古代一種重要的應用文體(ti) ，顯哀榮，盡禮俗，源遠流長，與(yu) 人的生命結合極為(wei) 緊密。劉熙《釋名》指出其“本葬時所設”，“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shu) 其上，後人因焉。無故建於(yu) 道陌之頭，顯見之處”，這就要求碑誌寫(xie) 人記事須真實準確，唯此方能傳(chuan) 之不朽，故劉勰《文心雕龍·誄碑》雲(yun) ：“屬碑之體(ti) ，資乎史才，其序則傳(chuan) ，其文則銘。”秦漢以來，碑誌文寫(xie) 作日興(xing) ，而朝政“主荒政繆，國命委於(yu) 閹寺，士子羞與(yu) 為(wei) 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人莫不想青史留名，碑誌文於(yu) 人寫(xie) 事論功，立傳(chuan) 揚名，具有相當的傳(chuan) 播優(you) 勢和閱讀對象，正可滿足朝野“激揚名聲”“品核公卿”的需要，遂成為(wei) 清流濁流爭(zheng) 奪輿論、把持時代話語權的重要工具。蔡邕《銘論》：“昭德紀功，以示子孫，物不朽者，莫不朽於(yu) 金石，故碑在宗廟兩(liang) 階之間。”即指出時人於(yu) 立碑作誌的重視。

　　朝堂清濁對抗，兩(liang) 派都需借助碑誌張揚造勢，而人之善德懿行又從(cong) 來沒有可具體(ti) 量化的標準，特別是在漢賦“潤色鴻業(ye) ”傳(chuan) 統的影響下，碑誌紀功頌美的寫(xie) 作尺度更難把握，於(yu) 人於(yu) 事極易顯言過其實乃至背離事實阿諛奉承之筆，這就促成“諛墓”。歐陽修《集古錄》雲(yun) ：“自後漢以來，門生故吏，多相與(yu) 立碑頌德矣。”漢末碑文《中常侍樊安碑》《小黃門譙敏碑》等，墓主皆濁流宦官，而作者卻喪(sang) 失公正立場，任意拔高溢美、小美大讚、無美稱美甚至混淆事實以醜(chou) 為(wei) 美。蔡邕為(wei) 清流名士寫(xie) 碑誌，也多妄譽，如《太尉楊秉碑》寫(xie) 楊秉“昔仲尼有垂三戒，而公克焉”，《陳寔碑》說陳寔“盡人材之上美，光明配於(yu) 日月，廣大谘乎天地……巍巍焉其不可尚也，洋洋乎其不可測也”，誇飾捧揚，不免失於(yu) 真實。

　　作文的潤筆和人情也影響到碑誌諛墓。範文瀾《墓誌銘考》：“自文章與(yu) 學術分道，綴文之徒，起似牛毛。貴室富賈之死，其子孫必求名士獻諛為(wei) 快……文人則亦有所利而輕應之。”如此情況下，文人自難免俗。顧炎武《日知錄》說蔡邕“集中為(wei) 時貴碑誄之作甚多，如胡廣、陳寔各三碑，……至於(yu) 袁滿來年十五，胡根年七歲，皆為(wei) 之作碑，自非利其潤筆，不至為(wei) 此。”考察蔡邕《胡廣碑文》，寫(xie) 胡廣“揚惠風以養(yang) 真，激清流以蕩邪，取忠肅於(yu) 不言，消奸宄於(yu) 爪牙”，和《後漢書(shu) 》所載胡廣“無謇直之風……譏毀於(yu) 時”形成強烈反差。究其原因，不僅(jin) 在於(yu) 蔡邕曾“師事太傅胡廣”，更在於(yu) 胡廣位高權重，“自終及葬，漢興(xing) 以來，人臣之盛，未嚐有也”。在權力、金錢及人情的多重作用下，蔡邕為(wei) 胡廣作碑文，感念師恩，為(wei) 尊親(qin) 諱，就必然多寬宥諒解，少明辨是非，故淨化美化，甚至虛飾謬讚胡廣，諛墓明顯。蔡邕為(wei) 此也感歎：“吾為(wei) 碑銘多矣，皆有慚德。”

　　膨脹的欲望產(chan) 生膨脹的文學，諛墓是碑誌創作的流弊，體(ti) 現出文章寫(xie) 作中誠信與(yu) 虛偽(wei) 、質實與(yu) 浮華的衝(chong) 突，蔡邕之後，徐陵、庾信、王勃、李邕、陸贄、韓愈、柳公權、司空圖等都有奉詔或受財作碑誌的記錄。錢詠《履園從(cong) 話》雲(yun) ：“諛墓之文日起，至隋唐間乃大盛。”《唐語林》載：“長安中爭(zheng) 為(wei) 碑誌，若市賈然。大官薨，其門如市，至有喧競構致，不由喪(sang) 家者。”這就更造成某些文人的鬻文諛墓。至於(yu) 鄭薰《內(nei) 侍省監楚國公仇士良神道碑》阿諛臭名昭著的宦官頭目仇士良，司空圖《華帥許國公德政碑》《太尉琅琊王公河中生祠碑》阿諛擁兵自重的王重榮，則與(yu) 權奸當道、王政動蕩的時局有關(guan) 。

　　從(cong) 心理上說，文人都不願意寫(xie) 自欺欺人的諛墓文，但最終又不得不寫(xie) ，桓範《世要論》雲(yun) ：“刊石紀功，稱述勳德……勢重者稱美，財富者文麗(li) ……上下相效，競以為(wei) 榮。”托美言以成不朽，為(wei) 迎合複雜的社會(hui) 需求，文人違背立碑作誌“資乎史才”的根本，寫(xie) 作中虛美阿諛，流於(yu) 形式。而諛墓又是以對墓主的高度歌功頌德來實現的，文人為(wei) 此借鑒漢賦和銘文的寫(xie) 法，鋪陳排比，藻飾文辭，捧揚人事，這就更改變了碑誌重在記事的史傳(chuan) 功能，轉而以頌美為(wei) 主，寫(xie) 作中漸漸文勝於(yu) 質，駢儷(li) 日盛，虛浮華靡，氣格不振，遂致文體(ti) 嬗變。章學誠批評南朝碑文：“鋪排郡望，藻飾官階，殆於(yu) 以人為(wei) 賦，更無質實之意。”錢鍾書(shu) 《管錐編》也指出庾信“集中銘幽諛墓，居其太半，情文無自，應接未遑，造語謀篇，自相蹈襲……固六朝及初唐碑誌通患”。

　　諛墓是碑誌創作中很難回避的問題，當然，諛與(yu) 不諛，又如何去諛，諛到什麽(me) 程度，固然離不開時代文化背景及文體(ti) 互動流變等因素，但更和撰文者自身的個(ge) 人品性與(yu) 寫(xie) 作水平密切相關(guan) 。高明的文人作碑誌往往審慎，為(wei) 避免因諛墓而遭受時譏，多認真把握銘功頌美的尺度，甚至突破傳(chuan) 統套路，追求碑誌寫(xie) 作的創變。有唐以來，麵對因諛墓導致的碑誌寫(xie) 作中的不良風氣，陳子昂、張說、蘇頲、梁肅、李華等人莫不努力改進，但成效最大者為(wei) 韓愈。吳訥說碑誌文“古今作者，惟昌黎最高，行文敘事，麵目首尾，不再蹈襲”。在古文運動的背景下，韓愈一生作有多篇碑誌，行文因人而異，紀功頌美注重選擇，力避虛浮阿諛之筆。如《殿中少監馬君墓誌》，墓主雖為(wei) 貴胄，但韓愈通篇撫今追昔，感歎人生蒼涼，用筆婉而多情，不見虛美。《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誌銘》也以鋪敘墓主家世履曆行文，其他則隱而不發，被方苞評為(wei) “誌無美詞”。這種就事論事收放有度的筆法，韓愈在為(wei) 其他權貴如韓弘、路應、李成等作碑誌時亦多體(ti) 現。至於(yu) 《柳子厚墓誌銘》《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等，記敘抒情，議論說理，善善惡惡，對墓主的善舉(ju) 義(yi) 行褒獎有加，則顯示出筆法顯揚直露的一麵。

　　錢基博《韓愈誌》雲(yun) ：“碑誌文有兩(liang) 體(ti) ：一蔡邕體(ti) ，語多虛讚，而緯以事曆，《文選》《文苑英華》諸碑多屬此宗；其一韓愈體(ti) ，事尚實敘而裁如史傳(chuan) ，唐宋八大家以下多屬此宗。”韓愈以後，歐陽修等人扇揚餘(yu) 烈，為(wei) 避免因銘功頌美而落入諛墓的俗套，更強調史家筆法，追求碑誌創作的實錄和道德教化精神，反對將碑誌當作為(wei) 墓主歌功頌德、抒發個(ge) 人主觀見解的俗文。比如在寫(xie) 尹洙、範仲淹時，盡管墓主家屬一再要求改變事實拔高墓主，但歐陽修堅持“簡而有法”“事信言文”的寫(xie) 作準則，始終不為(wei) 所動，又作《論尹師魯墓誌》《與(yu) 杜論祁公墓誌書(shu) 》予以說明，感慨“修豈負知己者”。歐陽修的創作實踐和理論主張得到王安石、曾鞏和蘇軾等名士的響應，各自身體(ti) 力行，創作古樸和雅、平和蘊藉的史傳(chuan) 性正體(ti) 碑誌文，這就進一步扭轉諛墓流弊，使得碑誌文從(cong) 簡單的禮俗應製轉向深層的明道思理，最終走上良性發展的康莊大道。

　　(作者：徐海容，係東(dong) 莞理工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