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鵬博

　　有效治理網絡暴力，不能寄希望於(yu) 網絡文化的自發向善，應如“酒駕入刑”淨化了飯桌文化、“高空拋物入刑”保障了頭頂上的安全、《反家庭暴力法》減少了家庭暴力一般，用高度精準化的法律條款來規製屢禁不止的社會(hui) 治理頑疾。防治責任主體(ti) 不明確、法律條款分布鬆散、專(zhuan) 項文件位階較低、缺少專(zhuan) 門性法律進行規製，是當前有效治理網絡暴力亟須補足的短板。

　　準確定義(yi) 網絡暴力

　　網絡暴力並非一個(ge) 法律概念，在現有的法律法規和規範性文件、指導性文件中缺乏對網絡暴力概念內(nei) 涵和外延的規定，亦缺乏列舉(ju) 性的規範方式。“網絡暴力”這一空間+行為(wei) 的描述性詞匯，隻是侵權行為(wei) 的現象描述，容易以現象混淆概念，使網絡暴力概念泛化，降低治理敏感度。

　　無法準確定義(yi) 網絡暴力，會(hui) 導致無法及時發覺、甄別網絡暴力的顯現和走向。對於(yu) 網民來說，有時自以為(wei) 正在“探索真相”、“追尋正義(yi) ”，實則早已侵犯了他人的名譽權、隱私權。對於(yu) 監管機構、網絡平台而言，輿情初起時製止怕影響社會(hui) 監督，等發現網暴流瀑效應形成時，再發文、斷鏈製止為(wei) 時已晚。而對於(yu) 審判機關(guan) 而言，缺乏網絡暴力的法律定義(yi) ，隻能以是否符合侵權行為(wei) 構成要件或者犯罪構成要件來回應當事人提出的關(guan) 切。

　　陸某在某經營部及陳某處購買(mai) 了一些貨物，陸某認為(wei) 該貨物有質量問題，便與(yu) 經營部及陳某產(chan) 生了爭(zheng) 執，陳某便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中發布了一條辱罵陸某及相關(guan) 公司的信息。陸某認為(wei) 自己遭受到了網絡暴力，遂以侵犯名譽權糾紛為(wei) 由將營業(ye) 部和陳某訴至法院，要求其刪除朋友圈言論並賠禮道歉、賠償(chang) 損失。法院最終的判決(jue) 認為(wei) ，陳某為(wei) 了發泄自己的不滿情緒而一時衝(chong) 動，在其微信賬號的朋友圈上發布一條涉及陸某名譽評價(jia) 內(nei) 容的信息，從(cong) 信息內(nei) 容來看，確實實施了侵害陸某人格權益的違法行為(wei) ，陳某應當承擔相應的侵權責任。

　　缺乏對網絡暴力的法律定義(yi) ，就可能導致將網絡暴力置於(yu) 權利位階之中而非進行獨立評價(jia) 的錯誤認定。

　　我們(men) 該如何從(cong) 法律上定義(yi) 網絡暴力？對網絡暴力的界定應采取概念+列舉(ju) 的方式，將網絡暴力定義(yi) 為(wei) ：網絡用戶之間以發送誹謗性、侮辱性和煽動性的影音、文字等方式實施的名譽、精神等侵害行為(wei) ；將人肉搜索、私自披露個(ge) 人信息、侮辱性人身攻擊、軟暴力人身威脅等行為(wei) 表現形式都納入網絡暴力的法律列舉(ju) 式定義(yi) 之中。

　　除了精準定義(yi) 網絡暴力的法律概念，可以及時甄別、提前防範、獨立保護，而全方位防治網絡暴力則需要一部類似於(yu) 《反家庭暴力法》的《反網絡暴力法》。

　　精準規製網絡暴力

　　我國目前有包括《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個(ge) 人信息保護法》等在內(nei) 的8部規製網絡空間的專(zhuan) 門立法，有包括了《治安管理處罰法》與(yu) 《民法典》在內(nei) 的21部涉及互聯網的相關(guan) 法律，有《刑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hui) 常務委員會(hui) 關(guan) 於(yu) 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jue) 定》及10部相關(guan) 司法解釋的刑事法律。但是，現行規製網暴的法律條款呈現出兩(liang) 個(ge) 特點，日益完善，卻較為(wei) 鬆散。

　　當他人民事權益受到網絡暴力侵犯時，根據《民法典》第1194條至第1197條的規定，網絡用戶或網絡服務提供者應為(wei) 其利用網絡侵害他人民事權益的行為(wei) 承擔相應的侵權責任，適用標準依然為(wei) 侵權行為(wei) 、損害結果、因果關(guan) 係三要件。當網絡暴力已構成違反治安管理的違法行為(wei) 時，應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法》第42條的規定，根據行為(wei) 的危害程度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當網絡暴力的危害程度已涉嫌犯罪時，又可以適用刑法規製此類行為(wei) 。2000年12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hui) 通過的《關(guan) 於(yu) 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jue) 定》規定，利用互聯網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實誹謗他人的，依照刑法有關(guan) 規定追究刑事責任。

　　2013年9月10日起施行的《關(guan) 於(yu) 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明確了“捏造事實誹謗他人”、“嚴(yan) 重危害社會(hui) 秩序和國家利益”的認定標準，規定了利用信息網絡誹謗他人，同一誹謗信息實際被點擊、瀏覽次數達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轉發次數達到500次以上的，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親(qin) 屬精神失常、自殘、自殺等嚴(yan) 重後果的等等，應當認定為(wei) 《刑法》第246條第一款規定的“情節嚴(yan) 重”，構成誹謗罪。該解釋還規定了有關(guan) 信息網絡行為(wei) 構成尋釁滋事罪、敲詐勒索罪。

　　除了常見的侮辱罪和誹謗罪，《刑法修正案（九）》所增設的第287條之一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第287條之二的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第291條之一第二款編造、故意傳(chuan) 播虛假信息罪，以及修改之後的第253條之一侵犯公民個(ge) 人信息罪。另外，《刑法修正案（十一）》所新增第299條之一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罪，都給網絡用戶、互聯網平台增加了對信息網絡犯罪風險廣泛、多層次的管控義(yi) 務。

　　除了法律規範之外，當某一重大網絡事件過後，互聯網監管部門還會(hui) 發布專(zhuan) 項通知遏製網絡暴力勢頭，加強監督監管。2019年12月15日，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公布《網絡信息內(nei) 容生態治理規定》，規定網絡信息內(nei) 容生產(chan) 者不得製作、複製、發布含有侮辱或者誹謗他人，侵害他人名譽、隱私和其他合法權益的違法信息，嚴(yan) 重違反本規定的，依法依規實施限製從(cong) 事網絡信息服務、網上行為(wei) 限製、行業(ye) 禁入等懲戒措施。2021年8月，中央網信辦頒布了《關(guan) 於(yu) 進一步加強“飯圈”亂(luan) 象治理的通知》，提出了10條整治措施，微博、豆瓣等社交媒體(ti) 對多個(ge) 違規賬號做出了禁言或關(guan) 閉處理。

　　可以看到，現行治理網絡暴力的法律法規條文並不少，但較為(wei) 分散，探索專(zhuan) 門法的立法模式，是未來有效治理網絡暴力的重要途徑。

　　完善防範網絡暴力機製

　　首先，夯實平台責任，及時拆解暴力。

　　縱觀造成惡性後果的網絡暴力事件，其過程必定有網絡暴力洶湧而來的階段，例如“德陽安醫生自殺事件”就清晰展現了網絡暴力的起始、爆發、回潮的各個(ge) 階段。如果平台在發現安醫生個(ge) 人信息被違法披露的第一時間斷鏈、報警，由警方給予通報，事態的走向也許會(hui) 不一樣。這需要監管部門引導互聯網平台優(you) 化算法、科技賦能及時發覺、甄別網絡暴力。

　　其次，明確主體(ti) 責任，化解“取證難”。

　　網暴一張嘴，取證跑斷腿。受害者不僅(jin) 要固定施暴者在網絡上發布的信息，在民事訴訟中還要先行起訴互聯網平台獲取施暴者賬號主體(ti) 信息，其中的取證成本與(yu) 訴訟成本都需要受害者承擔。而既往判例中對受害者的精神損害賠償(chang) 集中於(yu) 2000元至20000元不等，常常無法填補公證費和律師費，更枉論懲罰性賠償(chang) 了。因此，應當借鑒高空拋物和噪聲汙染的治理主體(ti) ，由公安機關(guan) 或者網信部門負責取證。

　　再次，擴大網絡暴力涉刑案件公訴範圍，強化打擊力度。

　　網絡暴力涉刑案件“自訴轉公訴”，日益得到大眾(zhong) 的支持，尤其犯罪行為(wei) 人的誹謗、侮辱行為(wei) 沒有特定理由的指向不特定個(ge) 體(ti) ，引發陌生人社會(hui) 中不特定個(ge) 體(ti) 名譽受損的風險，可以對誹謗行為(wei) 、侮辱行為(wei) 提起公訴。以“杭州郎某、何某誹謗案”為(wei) 例。2020年10月，穀某對郎某、何某的誹謗行為(wei) 向餘(yu) 杭區法院提起刑事自訴；12月，餘(yu) 杭區法院決(jue) 定立案，經餘(yu) 杭區檢察院提出檢察建議，餘(yu) 杭公安分局決(jue) 定對該案予以立案偵(zhen) 查，從(cong) 而啟動刑事公訴程序，該案從(cong) 自訴轉為(wei) 公訴，餘(yu) 杭區檢察院向餘(yu) 杭區法院提起公訴。2021年4月，餘(yu) 杭區法院以誹謗罪對郎某、何某判決(jue) 有期徒刑1年，緩刑2年。擴大公訴範圍，有利於(yu) 收集證據，有利於(yu) 平等保護網暴受害者權益，更有利於(yu) 震懾“法不責眾(zhong) ”的施暴者心理。而對以獲取不法利益為(wei) 目的、有組織實施此類犯罪行為(wei) 的所謂網絡“水軍(jun) ”，正如有學者建議的，要充分發揮違法所得沒收製度的功能，剝奪網絡“水軍(jun) ”的財產(chan) 收益。

　　最後，加強防暴宣傳(chuan) ，讓受害者得到保護、得到救濟。

　　網絡暴力往往突如其來且來勢洶洶，大部分網絡用戶缺乏應對的經驗和能力，因此互聯網監管部門和網絡平台應當積極製作防範網絡暴力的手冊(ce) ，並在網頁顯著部位設置防暴提示，明確告知投訴通道、救濟途徑、救助服務。普通用戶麵對網絡暴力要學會(hui) 使用公證方式固定證據，向身邊人尋求幫助，暫時遠離網絡環境。對大量泄露個(ge) 人信息、侮辱、誹謗的主要施暴者，可以及時向平台投訴，申請刪除信息、斷開鏈接，並向網信部門投訴，向法院提起訴訟。依據《民法典》第997條關(guan) 於(yu) 人格權行為(wei) 禁令的規定，民事主體(ti) 有證據證明行為(wei) 人正在實施或者即將實施侵害其人格權的違法行為(wei) ，不及時製止將使其合法權益受到難以彌補的損害的，有權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請采取責令行為(wei) 人停止有關(guan) 行為(wei) 的措施。因此，必要時申請人格權行為(wei) 禁令，對降低網絡暴力的即時危害和傳(chuan) 播範圍是很有幫助的。（秦鵬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