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小君

　　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提出“要正確認識和把握防範化解重大風險”，並圍繞防範化解重大風險這一重大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作出深刻闡釋。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型，從(cong) 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轉變。經濟轉型是經濟發展向更高形態、更複雜結構的演變，在這個(ge) 過程中，各類風險易發高發，有可能集中釋放，可謂是“驚險”的跳躍。如何正確認識和把握經濟轉型期重大風險形成機理和運行規律，直接影響國家經濟安全。

　　從(cong) 長周期看，經濟轉型期往往麵臨(lin) “前技弱化、後技不足”的矛盾

　　技術創新一般規律是一項新科技從(cong) 研發到運用需要50到60年，由此推動經濟重大轉型。從(cong) 1782年工業(ye) 化到現在，世界經濟每隔50到60年就會(hui) 發生一次因科技發明推動經濟轉型。這種變化主要是技術創新帶動的產(chan) 業(ye) 革命推動的。當新一輪技術創新啟動時，巨大的技術變革能夠強有力地轉化為(wei) 生產(chan) 力，推動經濟長周期的繁榮。當上一輪技術開始弱化，邊際效益遞減，而新一輪創新技術又沒有充分發揮作用時，經濟會(hui) 呈衰退趨勢。工業(ye) 革命以來，世界經濟已經曆了五個(ge) 長周期波動，1929—1933年的“大蕭條”正好落在第三次長波的衰落期。當時，電氣和重化工業(ye) 等技術處於(yu) 弱化階段，而汽車製造、半導體(ti) 、計算機等新技術尚處研發階段。2008—2021年，正好落在第五個(ge) 長周期的下行階段，全球經濟再次麵臨(lin) “前技弱化（信息技術）、後技不足（人工智能）”的新矛盾。我國經濟處於(yu) 世界經濟大周期背景下，同樣麵臨(lin) “前技弱化、後技不足”的矛盾。

　　“十四五”或更長時間裏，我國在國家戰略上，需要從(cong) “四類全球關(guan) 鍵技術”入手。一是理論支撐技術。即一項技術是其他技術的“理論和技術的支撐”。如工業(ye) 互聯網、工業(ye) 4.0和“兩(liang) 化”深度融合是解決(jue) 工業(ye) 生產(chan) 困境的主要途徑，它們(men) 的理論和技術支撐就是信息物理融合係統（CPS)。在新一輪工業(ye) 革命中，西方國家不約而同都把信息物理融合係統作為(wei) 革命性技術。這種CPS係統小如心髒起搏器，大如國家電網，其意義(yi) 在於(yu) 實現了物理世界和信息世界的整合與(yu) 統一，將讓整個(ge) 世界互聯起來。如果說互聯網改變了人與(yu) 人之間的互動關(guan) 係，CPS將會(hui) 改變人與(yu) 物理世界的互動關(guan) 係。二是技術鏈上遊易被人“卡脖子”的技術，即一項技術處於(yu) 技術鏈上遊，能阻止下遊多項技術的發展，比如芯片技術。芯片技術發展的好壞，會(hui) 直接影響到人工智能、軍(jun) 事工業(ye) 、雲(yun) 計算、5G基站以及區塊鏈等產(chan) 業(ye) 的發展。又如特高壓盆式絕緣子材料關(guan) 鍵技術、環氧絕緣件閃絡、新型環保氣體(ti) 以及送端係統穩定控製等，會(hui) 直接影響特高壓交流、電網可靠性、終端消納穩定性，直接影響電力等清潔能源輸送、消費安全。三是防禦及攻擊點技術，即為(wei) 國家競爭(zheng) 優(you) 勢提供強大防禦力的技術，或能威脅到別的國家安全的技術。比如特斯拉的動力電池垂直一體(ti) 化、電池管理係統和電池冷卻係統，能夠持續保持電動車領先優(you) 勢。比如基因編輯技術。在疫苗研發上，基因療法是基因編輯技術的實際應用。比如電網安全技術，直接影響一國的政治軍(jun) 事安全、經濟安全和社會(hui) 穩定。四是下一代大型加速器技術，即一項能加速下一代多項技術加速發展的技術，比如環形正負電子對撞機（CEPC）技術，就是超導高頻腔、速調管、等離子體(ti) 加速注入器、探測器等多項技術的加速器。其中，超導高頻腔又是現代粒子加速器的“心髒”，可以通過極高的能量效率給帶電粒子加速。

　　從(cong) 債(zhai) 務周期看，經濟轉型期國家資產(chan) 負債(zhai) 表容易失衡

　　經濟理論告訴我們(men) ，經濟周期是由債(zhai) 務周期主導的。有經濟學家對全球66個(ge) 國家和地區金融危機史的研究發現，曆次金融危機都是因為(wei) 債(zhai) 務過高而導致，沒有哪一次是真正不一樣的。自20世紀初以來，全球共經曆了兩(liang) 波債(zhai) 務長周期，1929年的“大蕭條”與(yu) 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分別處於(yu) 第一波和第二波債(zhai) 務長周期攀升階段。目前我國正處於(yu) 從(cong) 工業(ye) 化中後期向後工業(ye) 化時期轉型階段，原有的發展方式、經濟結構、增長動力等平衡關(guan) 係被打破，存量風險和增量風險麵臨(lin) 集中釋放的挑戰，國家資產(chan) 負債(zhai) 表最容易失衡。

　　觀察一個(ge) 經濟體(ti) 是否隱藏重大風險, 國家資產(chan) 負債(zhai) 表的“杠杆率”高低是一個(ge) 領先指標。杠杆率攀升，意味著係統性風險在不斷積累。通過1996—2021年長周期數據分析，我國杠杆率呈以下兩(liang) 個(ge) 重要特點：一是從(cong) 總體(ti) 上看，我國總杠杆率水平並不高，但卻呈快速上升趨勢。統計數據顯示，我國杠杆率從(cong) 1996年的114%上升到2021年9月的314%。高杠杆率會(hui) 導致係統性風險。二是從(cong) 結構上看，我國居民部門、政府部門杠杆率較低，非金融企業(ye) 杠杆率幾乎是世界最高的。國家金融與(yu) 發展實驗室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9月，我國國家資產(chan) 負債(zhai) 表四個(ge) 部門的“杠杆率”分別為(wei) ：政府部門45.5%，居民部門62.1%，非金融企業(ye) 部門157.2%，金融部門49.2%。發展中國家在高速發展的過程中通常都會(hui) 伴隨著企業(ye) 加杠杆，我國也不例外。1996—2021年，我國非金融企業(ye) 經過兩(liang) 次升杠杆階段：第一次是亞(ya) 洲金融危機後，從(cong) 1996年的84%上升到1999年的100%；第二次是本輪金融危機後，非金融企業(ye) 加杠杆非常明顯，從(cong) 2007年的97%上升到2021年9月的157.2%。杠杆率具有放大效應，加劇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在我國經濟轉型中，隨著經濟和金融體(ti) 係內(nei) 在聯係日趨緊密，經濟各種局部失衡和隱患也在不斷積累，這些風險如果管控不當，就會(hui) 演變為(wei) 一個(ge) 相互強化的正反饋機製，可能由單一風險引發為(wei) 係統性風險，由金融風險演變成實體(ti) 經濟風險，乃至轉化成社會(hui) 和政治風險。

　　為(wei) 防止重大風險發生，必須保持國家資產(chan) 負債(zhai) 表平衡。當前，要重點控製兩(liang) 方麵風險。一是宏觀層麵控製總杠杆率，在去杠杆與(yu) 穩增長中取得平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指出，去杠杆一旦在全世界範圍內(nei) 集中實施，必然對國際經濟產(chan) 生巨大的緊縮效應。在經濟下行壓力下，“去杠杆”麵臨(lin) 兩(liang) 難境地：一方麵，杠杆率過高會(hui) 增加係統性風險，必須要降；另一方麵，實體(ti) 經濟不景氣，激進式的降杠杆可能會(hui) 導致經濟衰退。實體(ti) 經濟發展還需要依靠加大杠杆維持經濟增長。如何在去杠杆與(yu) 穩增長中取得平衡，考驗著政府的決(jue) 策藝術。控製總債(zhai) 務水平的增長，需要一個(ge) 穩定的經濟增長。理論上，“杠杆率”是總債(zhai) 務/GDP來計算。除了減少分子外，還可以做大分母，即增加公式中的GDP，就是保持經濟穩定增長來達到降杠杆的目的。因此，判斷一國杠杆率是否在合理區間，不僅(jin) 要看杠杆率水平，還要看經濟增長能否覆蓋債(zhai) 務成本的增長，也就是“杠杆率增長與(yu) 經濟增長”是否同步。當前，去杠杆總體(ti) 思路：穩增長是去杠杆的基礎，保持一定的發展速度是第一位的，隻有保持一定的GDP增長，去杠杆才有基礎；去杠杆，要更多依靠經濟發展，要通過結構性調整來推進。二是微觀層麵，重點要降低非金融企業(ye) 杠杆率。對於(yu) 企業(ye) 來說，“降杠杆”就是要將過高的杠杆恢複到正常的區間。那麽(me) ，企業(ye) 負債(zhai) 率多高是合理區間？一般不超過70%，如果超過了，則需要去杠杆。目前，我國非金融企業(ye) 部門杠杆率是157.2%，的確太高。一方麵，進行融資創新，實行企業(ye) 資產(chan) 負債(zhai) 表的平衡：資產(chan) 負債(zhai) 表右邊可通過融資結構調整達到“降杠杆”目的，主要包括負債(zhai) 融資、股東(dong) 權益融資和夾層融資。資產(chan) 負債(zhai) 表左邊，主要是通過盤活存量“降杠杆”，即資產(chan) 證券化。另一方麵，政府進行管理創新，幫助中小微企業(ye) 清算“應收賬款”。長期以來，中小微企業(ye) 資金困難，總是與(yu) 高企不下的應收賬款相伴隨。這是因為(wei) 現實中，有相當一部分中小微企業(ye) 是在大企業(ye) 主導的供應鏈生態中生存的，大企業(ye) 利用自己的實力迫使中小微企業(ye) 接受對自己有利的信用條件，致使中小微企業(ye) 不得不將部分回流資金無奈地“沉澱”在應收賬款上。政府如能幫助中小微企業(ye) 將拖欠的應收賬款“活化”為(wei) 中小微企業(ye) 的現金流，將極大地幫助企業(ye) 實現資產(chan) 負債(zhai) 表的平衡。

　　從(cong) 經濟增長驅動力看，從(cong) 資本驅動向效率驅動轉型，蘊含經濟過快減速風險

　　邁克爾·波特在《國家競爭(zheng) 優(you) 勢》中，將國家經濟發展分為(wei) 四個(ge) 階段。分別是生產(chan) 要素導向階段、投資導向階段、創新導向階段和富裕導向階段。這四個(ge) 階段雖然是一種概括性分類，但有助於(yu) 了解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國家與(yu) 企業(ye) 在不同時期所麵對的問題，以及促成經濟發展或導致衰退的力量。在這個(ge) 係統中，前三個(ge) 階段是國家競爭(zheng) 優(you) 勢發展的主要力量，通常會(hui) 帶來經濟上的繁榮。但如果經濟增長驅動力轉型不成功，將導致全要素生產(chan) 率改進空間狹窄。能夠實現這一轉型的國家並不多，所謂“中等收入陷阱”也正是發生在這一階段。世界上一共116個(ge) 發展中國家，成功實現轉型的隻有15個(ge) 。大部分發展中國家沒有實現“中等收入陷阱”的穿越。目前，我國隨著工業(ye) 化向中後期演進，隨著服務業(ye) 比重份額的擴大，投資已經不可能充當經濟的主導性驅動力量。經濟增長驅動力如果不能順利從(cong) 投資導向階段向創新導向階段轉型，也難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為(wei) 推動從(cong) 資本驅動向創新驅動轉型，我國創新模式需要從(cong) “組合式創新”向“原創性創新”升級。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創新可以有兩(liang) 種選擇，發明或引進，到底哪種方式好，這要看哪一種方式成本比較低，收益比較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利用“後發優(you) 勢”，在技術創新方麵，利用與(yu) 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通過引進技術的方式，來加速自身的技術變遷，從(cong) 而使經濟發展得更快。那時即便有創新，也隻是組合式創新。但發展到一定程度，如果不進行原創性創新和製度創新，就會(hui) 出現“後發劣勢”。正因為(wei) 後發展國家可以輕易地模仿別人的技術，在較短的時間裏將經濟快速發展上去，因此會(hui) 缺乏動力進行原創性創新和製度創新，結果犧牲了長久繁榮的機會(hui) ，“後發優(you) 勢”反成了“後發劣勢”。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改什麽(me) ？就是要在已經過了技術模仿的高速發展時期來進行原創性創新和製度創新，才能帶來一輪新的高速發展。現階段，要建立“基礎研究→產(chan) 業(ye) 化”創新生態係統。我國基礎研究產(chan) 業(ye) 化率很低，僅(jin) 是發達國家的1/4；高校、科研院所科研成果轉化率僅(jin) 為(wei) 10%左右，這是我國在創新方麵的短板。可借鑒發達國家共同研發合作平台的經驗，為(wei) 工業(ye) 企業(ye) ，尤其是中小企業(ye) 提供有償(chang) 的技術開發和技術轉讓，並通過授予發明者一定的壟斷權換取技術的公開，從(cong) 而促使創新。因此，我國要組建一個(ge) 由高校、科研機構和工業(ye) 企業(ye) 的研究人員共同研發合作的平台，形成一批製造業(ye) 創新中心，重點開展行業(ye) 基礎和共性關(guan) 鍵技術研發工作，促進創新技術與(yu) 傳(chuan) 統優(you) 勢產(chan) 業(ye) 的更緊密融合。（董小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