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學者論壇】

　　作者：徐儷(li) 成（華東(dong) 師範大學中文係講師）

　　在傳(chuan) 統語境中，“才子”一般用於(yu) 稱讚富有文學才華之人，又為(wei) 文學批評家所常用，已經成為(wei) 中國文學批評的一個(ge) 重要範疇。在多數情況下，“才子”之“才”均作“文才”理解，魯迅將明代人情小說分出“才子佳人”一類，並指出其中“所謂才者，惟在能詩”（《中國小說史略》），就是典型的例子。

　　但是“才子”一詞最早出現時，“才”卻並非專(zhuan) 指“文才”。《左傳(chuan) ·文公十八年》載高陽氏和高辛氏各有“才子八人”，合稱“八元八愷”，是傳(chuan) 世文獻中“才子”概念的最早用例。《左傳(chuan) 》中“八元八愷”的“才”並非在文學方麵，而是表現為(wei) “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共懿，宣慈惠和”的德行與(yu) 政才。此外，按照杜預注，這裏的“子”也不是男子的通稱，而是“苗裔”之意。結合上下文，《左傳(chuan) 》中“才子”之義(yi) 可以理解為(wei) “某家族中具有政治德行之才的苗裔”，與(yu) 後世“才子”的義(yi) 涵有較大差別。

　　在漢代，人物品鑒中多見“才子”的稱呼，其含義(yi) 基本與(yu) 《左傳(chuan) 》相同，如《後漢書(shu) ·荀淑傳(chuan) 》載東(dong) 漢末年苑康“以為(wei)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裏曰高陽裏”，其中“才子”即語出《左傳(chuan) 》，指荀氏家族中有突出品德與(yu) 政才的子弟。

　　那麽(me) ，從(cong) 何時開始，“才子”與(yu) 《左傳(chuan) 》中的原義(yi) 脫離了關(guan) 係呢？這最早可追溯到西晉潘嶽的《西征賦》。潘嶽作《西征賦》述行懷古，曆數西漢名臣，其中特別舉(ju) 出“終童山東(dong) 之英妙，賈生洛陽之才子。”賈誼出身甚微，家世無聞，不符合“世家子弟”的條件，此處將賈誼稱為(wei) “才子”，顯然與(yu) 《左傳(chuan) 》中的意思有所區別。那麽(me) 潘嶽稱賈誼為(wei) “才子”究竟何意？《西征賦》原文將賈誼與(yu) “終童山東(dong) 之英妙”並稱，“終童”出自《漢書(shu) ·終軍(jun) 傳(chuan) 》“（終）軍(jun) 死時年二十餘(yu) ，故世謂之‘終童’”，是針對終軍(jun) 之年少而言，正與(yu)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chuan) 》所載賈誼為(wei) 博士時“年二十餘(yu) ，最為(wei) 少”形成呼應。東(dong) 漢文章常將終軍(jun) 、賈誼並稱，喻指少年英才，如曹植《求自試表》中“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終軍(jun) 以妙年使越”，即將終、賈並舉(ju) ，強調年輕有為(wei) 。《晉書(shu) ·潘嶽傳(chuan) 》載：“嶽少以才穎見稱，鄉(xiang) 邑號為(wei) 奇童，謂終、賈之儔(chou) 也。”可見潘嶽自己也曾因年少有才被比作終、賈，他對終、賈並稱背後的文化意義(yi) 自然再熟悉不過。因此，《西征賦》中的“才子”之“子”不再是《左傳(chuan) 》中的“苗裔”之義(yi) ，而是與(yu) “英妙”相對，取“妙”與(yu) “子”共同含有的“幼小”義(yi) ，重點在強調兩(liang) 人年少成名。

　　《西征賦》是潘嶽的代表作，在梁代被收入《文選》，對六朝文壇影響不小。如《梁書(shu) ·傅昭傳(chuan) 》中虞通之寫(xie) 詩稱讚傅昭年輕有為(wei) ，有“英妙擅山東(dong) ，才子傾(qing) 洛陽”之句，就用了《西征賦》中的語典。不過，《西征賦》中“才子”的用法並未完全脫離政才的範疇，更非偏指文才，真正使“才子”義(yi) 涵轉向“文才”的關(guan) 鍵，是《西征賦》將“才子”與(yu) “賈誼”綁定的做法。在漢代，賈誼的形象以“賢臣”為(wei) 主，除了揚雄曾強調其辭賦成就之外，人們(men) 主要關(guan) 注他的學問和政治能力，如劉向認為(wei) 賈誼“通達國體(ti) ，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漢書(shu) ·賈誼傳(chuan) 讚》），曹丕也認為(wei) 賈誼“持賢臣之器，管、晏之姿”（《三國誌·魏書(shu) ·文帝紀》裴鬆之注）。到了南朝以後，賈誼則越來越多地被當作知名文人來看待，他的“才”也越來越多地被指向文才。《文心雕龍·才略》說：“賈誼才穎，陵軼飛兔，議愜而賦清，豈虛至哉”，任昉《齊司空曲江公行狀》誇讚蕭遙欣“藻斫贍逸，蔚為(wei) 詞宗，延賈誼而升堂，攜相如而入室”，提到賈誼時，均將他當作西漢辭賦之士的代表人物，強調其“文才”。

　　在這樣的語境下，用以形容賈誼的“才子”之“才”，也開始指向“文才”。《梁書(shu) ·劉孺傳(chuan) 》載劉孺侍宴梁武帝，因酒醉賦詩未成，武帝贈詩曰：“張率東(dong) 南美，劉孺洛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梁武帝以“洛陽才”評價(jia) 劉孺的詩才，顯然是用了“賈生洛陽之才子”的典故。又如蕭子顯《自序》說自己在梁武帝重九宴會(hui) 上賦詩，“詩既成，又降帝旨曰：‘可謂才子。’餘(yu) 退謂人曰：‘……遂方賈誼何如哉？未易當也。’”（《梁書(shu) ·蕭子顯傳(chuan) 》）梁武帝在閱讀蕭子顯詩作後將之譽為(wei) “才子”，蕭子顯立刻理解到這是將自己比作擅長文學的賈誼，而非以道德政治見長的“八元八愷”，尤其顯示出“才子”之“才”由政才向文才的轉變，在梁朝已經深入人心。鍾嶸《詩品序》稱入選《詩品》者“便稱才子”，亦將“才子”定位為(wei) 詩才優(you) 秀者，這些均與(yu) 晉朝之前文獻中對“才子”的用法完全不同。

　　南朝以“才子”表示“文才之士”的例子中，最令人矚目的是梁武帝對“才子”評語的頻繁使用。除上述劉孺、蕭子顯的例子之外，可舉(ju) 出的還有三例：一是《梁書(shu) ·張率傳(chuan) 》載張率侍宴賦詩後，梁武帝“別賜率詩曰：‘東(dong) 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餘(yu) 雖慚古昔，得人今為(wei) 盛。’”二是《梁書(shu) ·到洽傳(chuan) 》載梁武帝命到洽等侍宴賦詩後，“以洽辭為(wei) 工，……謂（任）昉曰：‘諸到可謂才子。’”三是《梁書(shu) ·到溉傳(chuan) 》載到藎隨梁武帝在京口北固樓賦詩，受詔便就，“上覽以示溉曰：‘藎定是才子。’”這幾則史料中，梁武帝均是在大臣展現文才之後，將之評為(wei) “才子”，且均偏指文才而言。

　　梁武帝對“才子”評語的大量使用，並非心血來潮，而是與(yu) 他的用人政策息息相關(guan) 。南朝取士標準，無非才能、門第兩(liang) 項。齊梁以後，取士“多由文史”（《梁書(shu) ·江淹任昉傳(chuan) 論》），即使世族子弟，也必須“終朝點綴，分夜呻吟”（鍾嶸《詩品序》），展現出眾(zhong) 的文才，方能獲得美職。在這種風氣下，出身較低的士人想要得到拔擢，最好的辦法就是在文學上取得佳名。周一良先生指出，梁武帝為(wei) 打破高門士族對仕宦的壟斷，曾大力改革選官政策，其主要宗旨是在不破壞原有選官標準的前提下，盡量提拔次門、寒門和吳地士人（《論梁武帝及其時代》）。上文中被梁武帝冠以“才子”頭銜者，除蕭子顯出身南齊皇室外，到洽、到藎出身武人世家彭城到氏，張率出身吳人集團，都非高門，但均是武帝想要重用的對象。梁武帝利用自己在文學和政治方麵的權威，為(wei) 寒門子弟冠以“才子”稱號，正是為(wei) 緊隨其後的拔擢做鋪墊。比如梁武帝將張率評為(wei) “才子”之後，一年內(nei) 便將他升為(wei) 秘書(shu) 丞，並特地提醒他“秘書(shu) 丞天下清官，東(dong) 南胄望未有為(wei) 之者，今以相處，足為(wei) 卿譽。”（《梁書(shu) ·張率傳(chuan) 》）可以看出，武帝有意利用“才子”名號提拔吳人張率，一個(ge) 重要目的就是打破高門對“天下清官”的壟斷。“才子”中的“才”既有《左傳(chuan) 》中“政才”的傳(chuan) 統義(yi) 涵，又包括《西征賦》和南朝以來“年輕有為(wei) ”和“文才”的新興(xing) 義(yi) 涵，恰好符合梁武帝提拔年輕文才之士出任要職的目的。梁武帝贈張率詩中“東(dong) 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的表述，暗示張率這樣一位後進吳人，可以憑借文學才能在政治上發揮作用，正是對“才子”義(yi) 涵豐(feng) 富性的充分利用。

　　在“才子”偏指“文才之士”的用法流行之後，又出現了“辭人才子”的搭配。沈約《宋書(shu) ·謝靈運傳(chuan) 論》說“自漢至魏，四百餘(yu) 年，辭人才子，文體(ti) 三變。”明確將“才子”與(yu) “辭人”並列，定位為(wei) 詩賦創作者。後來的《文選序》《北齊書(shu) ·文苑傳(chuan) 序》等文獻中，便均延用“辭人才子”或“詞人才子”代指文才之士。唐代以後，“詞人才子”或“才子辭人”的說法更是在各類史書(shu) 、筆記、詩文中屢見不鮮，成為(wei) 固定搭配，“才子”偏指文才的義(yi) 涵由此進一步固定了下來。

　　綜上所述，“才子”一詞的義(yi) 涵由《左傳(chuan) 》中僅(jin) 指“某家族中具有政治德行之才的後裔”轉變為(wei) “富有文學才華之人”，其中經曆了一個(ge) 複雜的過程。《西征賦》中“賈生洛陽之才子”使“才子”產(chan) 生新的意義(yi) 方向，賈誼形象的變化帶來了“才”向“文才”轉變的契機。梁武帝出於(yu) 政治考量對“才子”名號頻繁使用，使其“文才之士”的義(yi) 項被普遍接受。而沈約將“才子”與(yu) “辭人”搭配，則進一步固化其指向“文才”的意義(yi) 。這些因素看似複雜，但都與(yu) 魏晉以後文學逐漸受到重視、文才在政治與(yu) 社會(hui) 中影響力的大幅提升密切相關(gu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