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馮(feng) 國棟（浙江大學文學院教授）

　　“江南”是一個(ge) 多變的名詞，具體(ti) 而言有地理的江南、政區的江南、經濟的江南與(yu) 文化的江南。作為(wei) 文化的江南，其突出表現便是山、水、詩（文學）、書(shu) （書(shu) 籍），對於(yu) 山、水、詩諸方麵，前賢時彥關(guan) 注較多。“書(shu) ”作為(wei) 中華文化的重要象征，是最重要的國家符號之一。發掘“江南書(shu) 籍世界”的意義(yi) 對於(yu) 長三角一體(ti) 化的文化凝聚具有重要價(jia) 值。

　　從(cong) “何處是江南”到“江南是什麽(me) ”

　　“江南”是一個(ge) 曆史形成的複雜概念，不同時代、不同人群對江南的地理內(nei) 涵與(yu) 文化意義(yi) 都有不同的理解與(yu) 闡釋。從(cong) 曆史上看，“江南”這個(ge) 詞至少包括四個(ge) 方麵的含義(yi) ：即地理江南、政區江南、經濟江南與(yu) 文化江南。

　　首先是地理的江南，唐代以前，古人對江南的看法基本上是地理意義(yi) 上的。先秦及秦人眼中的“江南”，主要指長江中遊以南的地區，即楚地（今湖南、湖北）。漢人眼中的“江南”包括的地域更有擴大，指長江以南除四川盆地之外的廣大地區，實際就是字麵意義(yi) 的“長江之南”。晉室南渡以後，“江南”地理概念所指的中心，逐漸由西向東(dong) ，向長江中下遊地區轉移。其次是政區的江南，從(cong) 唐代開始，江南逐漸演變為(wei) 一個(ge) 行政區。貞觀元年，分全國為(wei) 十道，“江南道”即為(wei) 其中之一。作為(wei) 一個(ge) 監察專(zhuan) 區的“江南道”，地域非常廣袤，指長江以南、南嶺以北，自湖南西部至海濱的廣大地區。開元二十一年，將江南道細分為(wei) 江南東(dong) 、西兩(liang) 道和黔中道。唐代中期，又將江南東(dong) 道細分為(wei) 浙西、浙東(dong) 、宣歙、福建四個(ge) 觀察使轄區。江南西道亦被一分為(wei) 二，即湖南道、江南西道。安史之亂(luan) 之後，作為(wei) 監察專(zhuan) 區的“道”逐步實體(ti) 化，成為(wei) 州縣之上的行政區。宋代改道為(wei) 路，設有江南東(dong) 、西路。江南東(dong) 路大致包括今南京、皖南、贛東(dong) 北部分地區；西路大致相當於(yu) 今江西全省。元代之後，江南主要是作為(wei) 經濟區的江南。明清之後，環太湖地區的東(dong) 南區域成為(wei) 備受國家倚重的經濟區，所指就是“八府一州”之地，即當時最為(wei) 富庶的蘇南、浙西地區（李伯重《簡論“江南地區”的界定》，《中國社會(hui) 經濟史研究》1991年第1期）。

　　三國孫吳立國，特別是永嘉南渡之後，作為(wei) 一個(ge) 文化“區域”的江南漸次形成。周振鶴在《釋江南》中指出，江南具有地域、經濟和文化三層內(nei) 涵（《隨無涯之旅》，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書(shu) 店，2017）。如果說地理、政區、經濟的“江南”，其核心在物理空間、經濟產(chan) 業(ye) 與(yu) 政治運作體(ti) 係，是對“何處是江南”的探求；那麽(me) 想要理解“文化江南”，似乎更應當去關(guan) 注人們(men) 在何種意義(yi) 或期待上去看待江南，也就是“江南是什麽(me) ”。

　　山水詩書(shu) ：文化江南的四個(ge) 維度

　　曆史地理學家張偉(wei) 然先生認為(wei) 在唐人心目中，江南已是一個(ge) 非常重要的文化區。作為(wei) 獨特的文化區域，“江南”是“佳麗(li) 地”，是“好山水”，江南的山、水、特有的物產(chan) 植被以及經濟地位是形成其特有文化品格的重要因素，也是唐代人心目中這個(ge) 文化區域所獨有的特點。（張偉(wei) 然《中古文學的地理意象》，中華書(shu) 局，2014）美學研究者劉士林先生則認為(wei) “詩情”與(yu) “審美”是江南文化的本質特征（劉士林《風泉清聽：江南文化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兩(liang) 者都敏感地認識到文化江南的獨特風貌，也皆對這一風貌做出了不同程度、不同向度的解釋。筆者認為(wei) ，“文化江南”應當由山、水、詩、書(shu) 四個(ge) 維度構成。這裏的“詩”是指廣義(yi) 的文學，“書(shu) ”則是指與(yu) 書(shu) 籍撰寫(xie) 、製作、流通、存藏有關(guan) 的技術、產(chan) 業(ye) 與(yu) 運作製度。

　　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文化江南”的形成過程，就是江南山、水不斷對象化、審美化、人文化的過程。在此過程中，“詩”與(yu) “書(shu) ”是山、水審美化、人文化的重要推動力；與(yu) 此同時，作為(wei) 審美對象與(yu) 自然稟賦的山水，也為(wei) 江南文學的發展與(yu) 書(shu) 籍產(chan) 業(ye) 的勃興(xing) 提供了滋養(yang) 與(yu) 資源。山水與(yu) 詩書(shu) 互相形塑，造就了風格獨特的“文化江南”。作為(wei) 客體(ti) 的自然山、水與(yu) 作為(wei) 主體(ti) 創造物的文學、書(shu) 籍互相成就，互相促進，而作為(wei) 主體(ti) 人的實踐活動即是這種互相交融的原動力。“文化江南”的形成過程是作為(wei) 主體(ti) 的人發現、創造江南的山、水、詩、書(shu) 的過程，也是江南山、水、詩、書(shu) 滋養(yang) 、形塑“人”的過程。

　　晉室南渡之後，陶淵明在九江發現了田園；謝靈運、孫綽則在浙東(dong) 發現了山水的價(jia) 值。“莊老告退，山水方滋”，詩人將山水客體(ti) 化為(wei) 認識的對象，發現了山水的價(jia) 值，而山水融入了主體(ti) ，成為(wei) 詩人生命的一部分。宋代詞人辛棄疾在信州所寫(xie) “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亦如是”，則更是將山水主體(ti) 化，讓人處於(yu) 客體(ti) 的位置，人成了山水的對象。

　　對於(yu) 山水與(yu) 詩（文學）的關(guan) 係，劉勰《文心雕龍》提出文學“得江山之助”的命題。中古以降的詩人文士對此多有闡發，認為(wei) 山、水不僅(jin) 提供了文學創作的素材，也形成了文人獨有的風格特征。浙江省近年也提出“以詩(詩詞曲賦)串文”“以路(水係古道)串帶”，分別繪就浙東(dong) 唐詩之路、大運河詩路、錢塘江詩路、甌江山水詩路“四條詩路”，正是走在曆史的延長線上。這一計劃為(wei) 文化浙江，也為(wei) 文化江南提供了經濟一體(ti) 化之外的文化一體(ti) 化的嚐試。然而，作為(wei) 重要文化符號的“書(shu) ”的研究與(yu) 開發，還有不小的空間。

　　文化江南中的“書(shu) 籍世界”

　　書(shu) 籍是中華文明的載體(ti) 。中國的書(shu) 籍不斷向東(dong) 亞(ya) 與(yu) 世界傳(chuan) 播，對世界文明產(chan) 生了重要影響。江南自中古以降即是書(shu) 籍生產(chan) 、流通、存藏的重要區域，造紙、製墨、製筆以及活字印刷、餖版工藝的產(chan) 生與(yu) 改進皆與(yu) 江南地區緊密相連。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書(shu) ”又是長三角一體(ti) 化的重要文化元素，對推動長三角一體(ti) 化具有重要的意義(yi) 。

　　江南地區與(yu) 書(shu) 籍生產(chan) 的相關(guan) 行業(ye) 及書(shu) 籍行業(ye) 至遲在南朝就非常發達。比如紙，唐以前有剡溪藤紙，南唐、宋代有南京的澄心堂紙，宋代有新安紙、海鹽金粟山大藏經紙，明清時代安徽的宣紙更是遐邇聞名。再比如印刷術的改進，五代時吳越王施印的陀羅尼經咒，是早期印刷書(shu) 籍的代表；宋代慶曆年間畢昇的活字印刷，開啟中國印刷術的活字時代；明代無錫、常州等地金屬活字印書(shu) ，大大提升了印刷的效率與(yu) 規模；明代江浙地區的餖版，更將雕版印刷推向極致。這些都對中國印刷做出了重要貢獻。為(wei) 何江南書(shu) 籍業(ye) 如此繁盛？當然也與(yu) 江南的山、水、詩有關(guan) 。一方麵，書(shu) 籍生產(chan) 依賴於(yu) 造紙，江南繁茂的竹、木、藤為(wei) 造紙業(ye) 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材料，江南的水資源也是造紙、印刷業(ye) 所必需；另一方麵，文化、文學創作的繁榮也為(wei) 書(shu) 籍業(ye) 的發展提供了文化資源。

　　同時，書(shu) 籍業(ye) 的勃興(xing) 也造就了大量的文化人與(yu) 文化世家，江南地區也成為(wei) 藏書(shu) 之地，文獻鄉(xiang) 邦。範氏天一閣、錢氏絳雲(yun) 樓、瞿氏鐵琴銅劍樓、陸氏皕宋樓、劉承幹嘉業(ye) 堂皆是赫赫有名的藏書(shu) 樓。乾隆年間，四庫七閣，江南獨有其三，既是朝廷對文化江南的肯定與(yu) 表彰，同時也刺激了江南文化的發展。除此之外，江南還是書(shu) 籍東(dong) 傳(chuan) 的重要樞紐。我國的書(shu) 籍通過江南這個(ge) 區域向整個(ge) 東(dong) 亞(ya) 傳(chuan) 播，遠傳(chuan) 日本、韓國，形成了王勇先生所說的“東(dong) 亞(ya) 書(shu) 籍之路”（王勇《中日“書(shu) 籍之路”研究》，北京圖書(shu) 館出版社，2003）。

　　唐代詩人殷文圭《題吳中陸龜蒙山齋》：“萬(wan) 卷圖書(shu) 千戶貴，十洲煙景四時和。花心露洗猩猩血，水麵風披瑟瑟羅。”說明在唐代人眼中，江南吳中的代表元素便是“萬(wan) 卷圖書(shu) ”與(yu) “十洲煙景”。乾隆年間朱象賢《聞見偶錄》雲(yun) ：“專(zhuan) 以鬻書(shu) 為(wei) 業(ye) 者謂之書(shu) 坊，江南、江西、浙江省有之，他處則無，偶有店鋪，亦此三省人也。”此皆足以說明，無論是實際的情形，還是在人們(men) 的認知與(yu) 期待中，“書(shu) ”都是“文化江南”的組成元素與(yu) 重要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