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萬(wan) 紫燕（湖南理工學院中文學院講師）

　　學界關(guan) 於(yu) 唐代“新樂(le) 府”與(yu) “新樂(le) 府運動”尚有諸多爭(zheng) 議。如裴斐、羅宗強、周明、王啟興(xing) 、王運熙、黃耀堃等學者或從(cong) “運動”概念，或從(cong) “新樂(le) 府”概念的角度，質疑新樂(le) 府運動的存在。與(yu) 之相反，卞孝萱、朱炯遠、蹇長春、邱燮友、何詩海、朱安群、趙樂(le) 等學者則予以肯定。葛曉音關(guan) 於(yu) 廣義(yi) 、狹義(yi) 新樂(le) 府概念的說法最為(wei) 包容，對新樂(le) 府運動的說法也比較融通。考諸家爭(zheng) 論的焦點之一就是新樂(le) 府的入樂(le) 問題，如“新樂(le) 府作為(wei) 一種詩體(ti) ，沒有古樂(le) 府的音樂(le) 的標誌”（周明《論唐代無新樂(le) 府運動》）。現從(cong) 新樂(le) 府的音樂(le) 角度，試分析之。

　　第一，文人樂(le) 府普遍遵循“先詩後聲”的歌辭創作規則。

　　說“先詩後聲”，是因為(wei) 漢魏六朝古樂(le) 府最初也並不一定入樂(le) 。《漢書(shu) ·禮樂(le) 誌》雲(yun) ：“至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le) 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wei) 協律都尉，多舉(ju) 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wei) 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這裏提到漢代樂(le) 府詩的兩(liang) 個(ge) 來源，一是采地方之詩，二是用文人之詩賦。從(cong) 源頭來看，兩(liang) 者最初皆不入樂(le) ：地方之詩都是以“誦”的形式演唱，用的是各地方原生態的唱法；文人之詩則須經樂(le) 師配樂(le) 以後再演唱。方回《“夜誦”考》認為(wei) 前者是瞽蒙配樂(le) 配曲的唱誦，因為(wei) 皇帝聽不懂四方之音，必須由樂(le) 師用“樂(le) 語”翻唱。這實際上還值得商榷。采詩官在記錄地方歌詩時，已然有一個(ge) 翻譯的過程，必是用當時的“官話”記錄之後，再獻給朝廷。最重要的是，音樂(le) 本身仍保留著“趙、代、秦、楚之謳”，可見並不一定需要經過樂(le) 師合樂(le) 。據劉向《說苑》記載，春秋時期產(chan) 生的《越人歌》就是將越語翻譯成楚語，而仍用越聲演唱的。所謂“絲(si) 不如竹，竹不如肉”，未經樂(le) 師合樂(le) 的“誦”也就成為(wei) 先秦詩歌最普遍的表演方式，如文獻所載“口誦”“誦讀”“唱誦”，或有弦樂(le) 器伴奏的“弦誦”等。總之，“誦”不一定非要入樂(le) ，其本身就是一種抑揚頓挫的徒歌或清唱。

　　唐代的新樂(le) 府多由文人創作，最初也常以“唱”“誦”等形式表演。如“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er) 能唱琵琶篇”（李忱《吊白居易》），“杜拾遺，知不知，昨日有人誦得數篇黃絹詞”（任華《寄杜拾遺》）等。由此可見，自古以來，樂(le) 府詩在進入樂(le) 府機關(guan) （後來稱為(wei) 太常寺、教坊等機構）演唱之前，都曾是以“誦”的形式存在。

　　為(wei) 什麽(me) 後人會(hui) 認為(wei) 樂(le) 府詩必定是入樂(le) 的呢？這種觀點恐怕是對劉勰《文心雕龍·樂(le) 府》中的相關(guan) 論述產(chan) 生誤解，其雲(yun) ：“陳思稱李延年閑於(yu) 增損古辭……觀高祖之詠大風，孝武之歎來遲，歌童被聲，莫敢不協。子建士衡，鹹有佳篇。並無詔伶人，故事謝絲(si) 管，俗稱乖調，蓋未思也。”曹植、陸機都有“佳篇”，但因為(wei) 沒有召伶人來配樂(le) ，沒有進入樂(le) 府機關(guan) 演唱，所以人們(men) 認為(wei) 是曹、陸所作樂(le) 府“乖調”，導致不能入樂(le) 演唱。劉勰認為(wei) 這種看法是“未思也”，換言之，如果有像李延年那樣“閑於(yu) 增損古辭”的樂(le) 師配樂(le) ，亦可演唱。

　　但後人忽略了劉勰對“未思”的批評，隻關(guan) 注到“乖調”一說。如清人馮(feng) 班據此條文獻即認為(wei) “文人樂(le) 府亦有不諧鍾呂，直自為(wei) 詩者矣”（《鈍吟雜錄》）。之後，陸侃如、錢誌熙、王立增等學者先後延續此說，認為(wei) 以辭藻為(wei) 主的文人樂(le) 府，已非真正的樂(le) 府詩了。這顯然忽視了文人樂(le) 府的歌辭性質。

　　值得一提的是，唐前文獻中一些稱為(wei) “樂(le) 府歌”的，也隻是準備入樂(le) 的歌辭。據《晉書(shu) ·劉聰載記》雲(yun) ：“卿為(wei) 豫章王時，朕嚐與(yu) 王武子相造。武子示朕於(yu) 卿，卿言‘聞其名久矣’。以卿所製樂(le) 府歌示朕，謂朕曰：‘聞君善為(wei) 辭賦，試為(wei) 看之。’朕時與(yu) 武子俱為(wei) 《盛徳頌》，卿稱善者久之。”當年劉聰是以辭賦見賞於(yu) 時為(wei) 豫章王的晉懷帝，其“試為(wei) 看之”的“樂(le) 府歌”，也隻是樂(le) 府文本形式的歌辭，並不是已入朝廷樂(le) 府機關(guan) 演奏的樂(le) 歌。也就是說，當時晉懷帝所作“樂(le) 府歌”，其實就是作為(wei) 歌辭而言的文人樂(le) 府詩。

　　現在學界普遍將隋代以前的樂(le) 府詩稱為(wei) “古樂(le) 府”，以便與(yu) 唐代的“新樂(le) 府”相區別。古樂(le) 府多入樂(le) ，這是事實。比如齊武帝曾自創新題，寫(xie) 了一首《估客樂(le) 》，詩曰：“昔經樊鄧役，阻潮梅根渚。感憶追往事，意滿辭不敘。”讓樂(le) 府令劉瑤配樂(le) 並教習(xi) ，但沒有成功。後來精通音律的釋寶月將其改製為(wei) 四首就諧合了，其一曰：“郎作十裏行，儂(nong) 作九裏送。拔儂(nong) 頭上釵，與(yu) 郎資路用”。齊武帝原詩與(yu) 釋寶月改製的四首詩形成序與(yu) 曲的組合形式，將齊武帝詩中“意滿辭不敘”之處動情地演繹出來。可見文人之詩能不能入樂(le) ，主要是看樂(le) 師能不能增損以配樂(le) 。王僧虔《技錄》亦曰：“當時先詩而後聲。詩敘事，聲成文，必使誌盡於(yu) 詩，音盡於(yu) 曲。”這樣看來，在“先詩而後聲”的創作實際中，文人樂(le) 府基本上是處於(yu) 準備配樂(le) 的歌辭狀態。但並非古樂(le) 府都曾入樂(le) 演唱，這也是顯而易見的，畢竟這取決(jue) 於(yu) 樂(le) 師是否配樂(le) 。為(wei) 什麽(me) 現當代的學者能夠痛快地承認古樂(le) 府未必都曾被之管弦，卻對新樂(le) 府的入樂(le) 問題百般非難呢？

　　第二，唐代新樂(le) 府具有歌辭性質，與(yu) 其他詩體(ti) 不同，概念明確。

　　認為(wei) 新樂(le) 府概念不明而質疑新樂(le) 府運動存在的觀點，主要源於(yu) 對郭茂倩《樂(le) 府詩集·新樂(le) 府辭》“序”的誤解：“新樂(le) 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辭實樂(le) 府，而未常被於(yu) 聲，故曰新樂(le) 府也。”

　　人們(men) 在解讀時，基本是將“常”通假為(wei) “嚐”，認為(wei) 是“未嚐被於(yu) 聲”。如2017年版中華書(shu) 局點校整理本的《樂(le) 府詩集》，在其“出版說明”中直說新樂(le) 府辭是“辭擬樂(le) 府而未配樂(le) ”。有的學者在引用該文獻時，也是徑直改為(wei) “未嚐被於(yu) 聲”，如黃耀堃《音樂(le) 與(yu) 諷刺——新樂(le) 府考》等。據此理解就導致“唐世之新歌”與(yu) “未嚐被於(yu) 聲”互相矛盾，導致樂(le) 府與(yu) 詩的邊界也不清晰，“其未詔伶人者，遠之若曹陸依擬古題之樂(le) 府，近之若唐人自撰新題之樂(le) 府，皆當歸之於(yu) 詩，不宜與(yu) 樂(le) 府淆溷也。”（黃侃《文心雕龍劄記》）

　　事實上，這是一種誤解。張煜《新樂(le) 府辭研究》指出，“聲”與(yu) “歌”在文獻出現的不同場合有不同涵義(yi) ，郭茂倩對新樂(le) 府辭的界定是有其標準的，而“新樂(le) 府辭是當時已經入樂(le) 演唱的或是清唱的樂(le) 府歌辭”。2017年，樂(le) 府學研究用力最深的吳相洲先生又對這段話重新進行解讀，並在《文學遺產(chan) 》發表《論郭茂倩新樂(le) 府涵義(yi) 、範圍及入樂(le) 問題》，該文認為(wei) “‘唐世之新歌’，意為(wei) 唐代樂(le) 府新歌辭，名稱來自《樂(le) 府新歌》等歌錄；‘辭實樂(le) 府’，是說其樂(le) 府性質確切無疑；‘未常被於(yu) 聲’，意為(wei) 不經常表演，而非從(cong) 不表演。”這就解決(jue) 了郭茂倩關(guan) 於(yu) 新樂(le) 府的定義(yi) 前後矛盾的問題。

　　從(cong) 現存文獻來看，《樂(le) 府詩集》所錄新樂(le) 府，部分確有入樂(le) 的記載。如李嶠《汾陰行》，據孟棨《本事詩》所載，雲(yun) ：“天寶末，玄宗嚐乘月登勤政樓，命梨園弟子歌數闋。有唱李嶠詩者雲(yun) ：‘富貴榮華能幾時，山川滿目淚沾衣。不見隻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不終曲而起，曰：‘李嶠真才子也。’”其他如劉禹錫的《泰娘歌》《搗衣曲》等，李賀的樂(le) 府更是樂(le) 工常取以配樂(le) ，《舊唐書(shu) ·李賀傳(chuan) 》雲(yun) ：“其樂(le) 府詞數十篇，至於(yu) 雲(yun) 韶樂(le) 工，無不諷誦”。

　　因此，新樂(le) 府是以歌辭性質被收錄於(yu) 《樂(le) 府詩集》，這些歌辭雖不常配樂(le) 演奏，但仍有被采入樂(le) 府機構演唱的機會(hui) ，從(cong) 而實現樂(le) 府詩的相應功能，實現創作者的心理期待。白居易的《新樂(le) 府》組詩正反複表達了這種被采詩的願望。

　　新樂(le) 府概念確定以後，就比較容易理解中晚唐這場旨在諷興(xing) 時事、規刺教化的新樂(le) 府運動了。作為(wei) “唐世之新歌”的“新樂(le) 府”，顯然不止白居易創作的五十首“《新樂(le) 府》”。而從(cong) 當時新樂(le) 府創作實況來看，元、白等人的創作也是受到杜甫、元結等人的啟發。“新樂(le) 府自杜甫始之，元、白繼之。”（明胡震亨《唐音癸簽》）“杜子美創為(wei) 新題樂(le) 府，致元、白而盛。”（清馮(feng) 班《鈍吟雜錄》）因此白居易不能視為(wei) 新樂(le) 府運動的發起者。但是，白居易在《新樂(le) 府序》中對新樂(le) 府創作進行了理論總結，且作品數量最多、影響最大、傳(chuan) 播最遠，是這場運動的領導者，則當無疑義(yi) 。而針對質疑“運動”是否能恰當概括這一文學現象的問題，則有卞孝萱《白居易與(yu) 新樂(le) 府運動》（上、下）和蹇長春《新樂(le) 府詩派與(yu) 新樂(le) 府運動》等文章已詳細分析，茲(zi) 不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