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四言詩的形成——走向詩化韻律關乎禮樂變遷
作者:王璐瑩(北京師範大學博士研究生)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收錄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的300餘(yu) 首詩歌。《詩經》的主要形式四言詩是中國古典詩歌最先成熟的詩體(ti) 形式。四言體(ti) 的形成大致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階段:一是從(cong) 雜言句變為(wei) 四言句,二是四言的詩化。
早期四言句的節奏
受早期漢語和詩歌音樂(le) 性影響,四言句成為(wei) 最早的詩歌句式。早期漢語主要是單音節詞,一個(ge) 字/詞是一個(ge) 音節。詩歌強調韻律節奏。語言學者馮(feng) 勝利說,節奏的形成至少包含兩(liang) 個(ge) 成分,最小音步由兩(liang) 個(ge) 音節構成,最小詩行由兩(liang) 個(ge) 音步或旋律單位構成。而單音節詞在這種節奏規則下所形成的最佳形式,就是四言句和四句詩章。四言句的韻律節奏是“二二”,這是按照語音節奏劃分的。但《詩經》四言句多使用散文式的構句方式,如“終三十裏”“在周之庭”“鳥覆翼之”等,按照句義(yi) 或句法來劃分是“一三”或“三一”,不符合“二二”語音節奏。這意味著,散文句法與(yu) 符合韻律的最佳句型之間存在矛盾。這會(hui) 影響詩歌內(nei) 部節律的穩定。所以,早期四言句還需進一步“詩化”。
四言句詩化的基礎
四言詩化現象包括兩(liang) 個(ge) 方麵:規則化的用韻和穩定的詩歌節奏。詩的押韻源於(yu) 音樂(le) 需求,但落實在語詞層麵,就關(guan) 係到詩人如何用詞與(yu) 詞語數量。詩人能使用的詞越多,聲音的變化就越多,押韻越方便。同樣,解決(jue) 四言詩的節奏問題也要從(cong) 詞語著手,其中一個(ge) 簡單直接的方式就是將單音節詞變為(wei) 雙音節詞。葛曉音認為(wei) ,雙音詞的主要作用是“促使《詩經》的一部分四言形成了與(yu) 頓逗相重合的二字音組節奏”,它們(men) 帶動非“二二”節奏的句子按照“二二”節奏來誦讀。不過,詩歌節奏包括單句節奏和整體(ti) 韻律節奏。隻依靠單句內(nei) 形成的“二二”節奏,不能完全解決(jue) 問題。早期四言詩還發展出構成詩篇整體(ti) 韻律的方式。例如,《詩經·載芟》通過重複幾類句型來構成整體(ti) 的韻律節奏:一類是“載芟載柞”“徂隰徂畛”“侯主侯伯”這樣的“AXAY”句型;一類是“有嗿其饁”“有依其士”“有實其積”這樣的“有……其……”句型;一類是“其耕澤澤”“載獲濟濟”“驛驛其達”這種帶有重言疊字的句型。這些句型錯落有致地出現在詩篇的各個(ge) 角落,借助相同或相似的句法結構和重複的字詞來形成穩定的閱讀節奏。這種生成節奏的方式被稱為(wei) “句序”。
西周中期以後的詩篇,如《周頌》《大雅》,大多使用句序來形成節奏。雖然詩人使用的句型有限,但經由這些句型排列而成的句序在不同詩篇中各不相同,在一首詩中也有不同樣式。與(yu) 之相比,《小雅》《國風》常用的“重章疊句”就比較單一。重章疊句將重複的形式擴大,甚至使用完全相同的句子,如“桃之夭夭”“之子於(yu) 歸”在《桃夭》的三個(ge) 章節中均有出現。有趣的是,句型的重複和統一程度直接關(guan) 係到詩的表達。當句序有更多變化、更加自由時,詩歌可以表現大體(ti) 量的敘事。相對而言,重章疊句更適合抒情,這是因為(wei) 重複相同的語詞會(hui) 大大限製詩的容量,而且使用相同的句子和語詞便於(yu) 突出情感或主題。
詩歌句法:不連續與(yu) 想象性
由於(yu) 重章疊句具有極強的韻律,詩對句型的要求會(hui) 相對降低,所以《國風》中四言詩的比例和規整度最低,並且大量使用散文句法。而使用句序的頌雅詩就需要更高的四言句比例,並且幾類常用句型也要在句法上靠近“二二”語音節奏。從(cong) 構句方式來看,語言中自然生成的雙音詞,不能完全滿足需要,詩人需要尋找一些既符合漢語特點又滿足“二二”節奏的構句方式。一方麵,詩人會(hui) 加入虛字、襯字湊成二字音組,如“采芑:薄言采芑”,“略(鋒利)耜:有略其耜”等。虛字、襯字或語氣詞進入原本的詞組中,會(hui) 隔開表意的字/詞,如“挑達:挑兮達兮”,“播百穀:播厥百穀”。這樣就犧牲了語言的經濟原則,造成四言詩“言多意少”的問題。另一方麵,詩人會(hui) 省略連接詞,將詞或字直接並列,如重言並列(“蹌蹌濟濟”)、名詞詞組或字的並列(“應田縣鼓,鞉磬柷圉”)、“AXAY”句型這類相同詞組結構的並列(“為(wei) 酒為(wei) 醴”)等。這樣又可以補救“言多意少”的缺失。這兩(liang) 種做法都弱化了句法甚至取消了句法,形成了獨特的詩歌句法結構——斷續句法。雙音詞、斷續句法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特殊句型和句序是四言詩化的重要部分。
斷續句法是最適宜詩歌的句法結構,不連續的句法會(hui) 打破語言邏輯,展現事物的直觀形象,不僅(jin) 強化名詞、形容詞所表現的事物性質,而且使動詞的動態特征化作靜態描繪。如“來谘來茹”中,“谘”(谘詢)、“茹”(調度)兩(liang) 個(ge) 動詞單獨出現,由於(yu) 缺乏受力對象,動作的力就被動作的情態、性質所取代。此外,不連續句法也使句子有多種組合和解釋的可能,增加了詩的意蘊,如“香稻啄餘(yu) 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這類句法在後來的詩賦中十分常見,但在《詩經》中的應用並不頻繁。周初的頌詩和含有民歌成分的風詩都以散文句法為(wei) 主,而斷續句法隻大量出現在西周中後期的頌雅詩中。這些詩也有較強的敘事性,如《周頌·載芟》《大雅·生民》等。斷續句法在使用上的增減,暗示著早期四言詩的形成並不完全由詩歌語言和音樂(le) 所主導,對於(yu) 詩體(ti) 形式的討論有必要在詩的內(nei) 容和表達邏輯上尋找突破點。
程式化語言與(yu) 禮儀(yi) 敘事
最早廣泛使用重言的詩歌大都是西周中後期的頌雅詩,而這些重言多是對儀(yi) 式中人物態貌或禮器性質的描繪。以排列、交叉相同或相似句型來構建句序的做法,既為(wei) 詩篇留出足夠空間容納更多詞語和意義(yi) ,也顯示出一種用同一種模式來表現不同事物和動作的寫(xie) 作傾(qing) 向。句型和語詞的重複反映了動作的重複。這種“重複”不像重章疊句那樣指向某種行為(wei) 的反複,而是指語言程式上的相同或相似。當然,這種模式化的詩歌語言,必然要符合事件本身的特質。詩歌表現的對象具有這種特殊的“重複”特點,詩的語言才可能有這樣的表達。
夏含夷發現,以西周中期為(wei) 界,詩歌用詞發生了明顯變化,顯示出詩歌從(cong) 以“聽”為(wei) 主轉向以“看”為(wei) 主的過程,即“禮儀(yi) 敘事”。學者楊義(yi) 認為(wei) ,中國的“敘事”一詞源於(yu) “序事”,就是指禮樂(le) 儀(yi) 式中的安排,諸類事宜的先後次序。而禮儀(yi) 敘事的出現正是源於(yu) 西周中期的禮製變革,儀(yi) 式規模擴大並出現觀眾(zhong) 群體(ti) 。於(yu) 是,儀(yi) 式中的行為(wei) 和動作就成為(wei) 詩人表現的對象。而詩人關(guan) 注儀(yi) 式中的動作和事物,描繪相同性質的動作和事物,這不僅(jin) 易於(yu) 形成“二二”結構的四言句,還暗合了四言句需要以重疊反複來構建詩篇韻律的特質。可以說,“看”的動作和儀(yi) 式本身的特質為(wei) 雙音詞、句序、斷續句法等詩歌語言和四言詩體(ti) 的出現提供了內(nei) 容上的支持。以此來看,《詩經》四言體(ti) 的出現雖然經曆過聲音和內(nei) 容的磨合,但儀(yi) 式本身的變化和需求很可能大大縮短了這個(ge) 磨合期。所以,《詩經》四言體(ti) 的形成不像五言詩、七言詩那般經曆了較為(wei) 漫長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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