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超（華中師範大學副教授）

　　蔣吟秋《小說之良友》中言：“至餘(yu) 既得書(shu) 後，必先觀封麵及插圖，次觀目錄，又次觀編輯餘(yu) 談，編輯瑣言或編輯室燈下……等等。”可見，讀者在挑選一本書(shu) 時，封麵、插圖和目錄等信息對其來說至關(guan) 重要，直接影響著終端的銷售行為(wei) 。與(yu) 這些因素密切相關(guan) 的是作者、評點者、校對者、畫家、刻工、編選者和書(shu) 坊主等具體(ti) 實施者，他們(men) 在“生產(chan) ——消費——再生產(chan) ——再消費”這一市場規律的作用下，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共同左右著刊行本的命運。

　　一

　　對於(yu) 坊刻曲本而言，作者、評點者和校對者是最重要的賣點之一，作者決(jue) 定著一本書(shu) 的水平，評點者決(jue) 定著閱讀的品位，而校對者則決(jue) 定著印行的質量。書(shu) 坊主們(men) 為(wei) 了追求銷量，可謂深諳此道。

　　就作者而言，書(shu) 坊主主要采取如下策略：第一，如果作者名頭夠大，自然極具影響力，銷量也就有保障，如徐渭、湯顯祖等人的曲本常年盛銷不衰。第二，作者聲望不夠時，假托名人也是一種方法。錢希言早就指出：“昔人著贗籍，往往附會(hui) 古人之名，然其名雖假托乎，其書(shu) 不得謂之偽(wei) 也，今人則鬻其所著之書(shu) ，為(wei) 射利計，而所假托者，不過取悅裏耳足矣。”這種射利的手段固然拙劣，但也傳(chuan) 遞出圖書(shu) 印行的重要信號。第三，作者沒有賣點，又無法假托，則以“秘本”、“古本”示人，強調其神秘性和稀缺性。如臧懋循《元曲選序》中雲(yun) ：“予家藏雜劇多秘本，頃過黃（州），從(cong) 劉延伯借得二百種，雲(yun) 錄之禦戲監，與(yu) 今坊本不同。因為(wei) 參伍校訂，摘其佳者若幹，以甲乙厘成十集，藏之名山而傳(chuan) 之通邑大都，必有賞音如元朗氏者。”崇禎十二年刊刻的《張深之正北西廂秘本》更是直接以“秘本”為(wei) 賣點，可謂用心良苦。一般讀者對新奇之物都抱有極大的新鮮感，而這正好被書(shu) 坊主利用，以秘冊(ce) 曲本進行號召便成為(wei) 他們(men) 慣用的伎倆(lia) 。

　　就評點者而言，好的評點者不僅(jin) 決(jue) 定了書(shu) 本的品位，還是很好的宣傳(chuan) 賣點。據筆者統計，在現存的41種“建刻”戲文傳(chuan) 奇類曲本中，標有名家評點的達12種，占總存量的29.26%。這些本子主要是題陳繼儒、李贄、魏浣初等人的評點，其中題陳繼儒評點的本子最多，有6種，題李贄評點的本子有4種。由於(yu) 名家評點有號召力，假冒偽(wei) 托之作就在所難免，錢希言《戲瑕》中論斷，李贄批點的曲本多係葉晝假托之作，這一點早已成為(wei) 學界的共識。楊守敬也曾指出“閔齊伋所刊朱墨本，大概多偽(wei) 托”。除了李贄外，陳繼儒、湯顯祖等名家也都是書(shu) 坊主們(men) 喜歡假托的對象。

　　就校對者而言，主要是提升刻本的質量。為(wei) 了有好的銷量，書(shu) 坊主們(men) 在刪潤、校對層麵上下了不少功夫，以此宣揚自己製作精良。如喬(qiao) 山堂本《重刻元本題評音釋西廂記》題“餘(yu) 滬東(dong) 校正”，蕭鳴盛本《陳眉公先生批評丹桂記》題“徐肅穎刪潤”，師儉(jian) 堂本《明珠記》題“徐肅穎刪潤、蕭儆韋校閱”，這些本子雖算不上本本都製作精良，有的甚至隻是一句虛標的宣傳(chuan) 口號，卻是提升銷量的重要砝碼，也是商業(ye) 意識的集中體(ti) 現。

　　二

　　除了作者、評點者和校對者外，畫家和刻工也不容忽視。古人很早就意識到插圖在書(shu) 籍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並由此形成了“左圖右書(shu) ”“左圖右史”的傳(chuan) 統，這一傳(chuan) 統延續到明代，插圖本風靡一時，可謂“無書(shu) 不插圖，無圖不精工”。

　　在文人畫家未加入戲曲刻本插圖的創作之前，插圖多是由匠人所繪，質樸之氣較重。所繪插圖也僅(jin) 僅(jin) 是為(wei) 表現故事情節服務，不太關(guan) 注人物和場景構圖，如《新編校正西廂記》殘頁的插圖為(wei) 了表現行軍(jun) 帳是設置在野外，就直接在插圖的中心位置繪製了一株草以表明地點，圖中的5個(ge) 人物可以通過服飾與(yu) 位置辨明人物的身份，但無從(cong) 知曉人物的表情。也就是說，畫麵的任務是讓讀者可以從(cong) 標題及內(nei) 容知道講述的是“孫飛虎升帳”的故事即可，不承載其他的功能。文人畫家參與(yu) 曲本插圖的創作以後，原先粗獷古樸的風格逐漸被摒棄，插圖的風格越來越精工細膩。如汪耕繪圖的《元本出相北西廂記》，汪樵雲(yun) 繪圖《新鐫藍橋玉杵記》，都是難得的佳作，不僅(jin) 講究人物和布景的設置，更關(guan) 注畫幅的整體(ti) 意境。無論是早期的古樸風格，還是後期的精工細膩，這些插圖都很好地充當了銷售的催化劑，以至於(yu) 《玉茗堂還魂記凡例》中直言不諱地說道：“曲爭(zheng) 尚像，聊以寫(xie) 場上之色笑，亦坊中射利巧術也。”

　　插圖之所以能成為(wei) 書(shu) 坊主射利的工具，自有其獨到之處。這些插圖可以供讀者照扮冠服或是清賞把玩，所以極具吸引力，以至於(yu) 書(shu) 不配圖，便陷入了滯銷的窘境。有些書(shu) 坊主抓住了讀者的這一心理，聘請知名畫家繪製插圖，來提升銷量，如陳洪綬、仇英等都曾為(wei) 戲曲、小說繪製插圖，而行銷一時。受此影響，偽(wei) 托名家插圖的現象也開始出現，香雪居本《新校注古本西廂記》卷首鐫有“鶯鶯遺照”，題“宋畫院侍詔陳居中摹”，偽(wei) 作痕跡明顯，後世其他刻本中所嵌之圖多是重摹之重摹，但均題“宋畫院侍詔陳居中摹”。這些偽(wei) 作都是以增加銷量為(wei) 目的，足見插圖在坊刻曲本中的號召力。

　　除了文人畫家的參與(yu) 外，出色的刻工是插圖能夠精工細膩的又一個(ge) 重要因素。被稱為(wei) “雕龍手”的徽州刻工在這一方麵可謂有得天獨厚的優(you) 勢，他們(men) 憑借世代相傳(chuan) 的精湛技藝和自己良好的文化素養(yang) ，將繪畫完美地呈現到刻板上，不僅(jin) 能“不損畫家之神意”，甚至還能蘊含自己對於(yu) 繪畫的獨到見解。

　　安徽歙縣虯村的黃氏刻工是書(shu) 籍出版史上最優(you) 秀的刻工團體(ti) ，他們(men) 嫻熟的技術是徽州派插圖風格形成和廣為(wei) 傳(chuan) 播的重要條件之一。根據《重修虯川黃氏宗譜》記載，從(cong) 明正統年間開始，一直到清道光年間，黃氏族人中操剞劂之業(ye) 的有四百餘(yu) 人。在這個(ge) 龐大的團體(ti) 中，有數代人都是靠此營生，剞劂之術的口傳(chuan) 心授，使他們(men) 的技術日趨成熟，逐漸成為(wei) 當時最受歡迎的刻工。“時人有刻，其刻工往往求之新安黃氏。……以大畫家之設計，而合以新安刻工精良絕世之手眼與(yu) 刀法，斯乃兩(liang) 美具，二難並”。可見，刻工的技術對於(yu) 表現畫之神韻起著關(guan) 鍵性的作用，而對於(yu) 畫之神韻的追求也體(ti) 現出文人畫家參與(yu) 戲曲插圖製作後的審美風尚。

　　以徽州地區所刻戲曲插圖為(wei) 例，汪雲(yun) 鵬玩虎軒所刻《元本出相琵琶記》的插圖是黃一楷和黃一鳳所刻，此本插圖采用雙麵連式橫幅大圖的版式，布景和人物的刻畫都極其精工，是不可多得的佳作。觀化軒所刻《新鐫女貞觀重會(hui) 玉簪記》的插圖是黃鏻所刻，浣月軒所刻《新鐫藍橋玉杵記》的插圖題署“汪樵雲(yun) 繪”，雖不名刻者，但從(cong) 插圖繪刻的整體(ti) 格調來看，應該也是出自名家之手，此本共36出，配36幅插圖，均是雙麵連式橫幅大圖的版式。這些文人化的插圖在能工巧匠們(men) 的嫻熟技術的烘托下，顯得精細傳(chuan) 神，富有底蘊。日益提高的插圖水準，既滿足了讀者不斷升級的消費需求，又促進了曲本刊刻的發展，廣受歡迎，自然不在話下。

　　三

　　編選者和書(shu) 坊主也是決(jue) 定圖書(shu) 命運的重要環節，前者影響著圖書(shu) 的閱讀層次，而後者則直接決(jue) 定著圖書(shu) 的策劃與(yu) 營銷。

　　編選者並不是負責文字的校對工作，而是對已有的作品進行篩選、整合和再編輯，因此，他們(men) 的眼光直接決(jue) 定了圖書(shu) 的品位。為(wei) 了方便讀者閱讀，有些編選者會(hui) 把與(yu) 主要作品相關(guan) 的周邊都收羅進來。如繼誌齋本《重校琵琶記》卷首有《刻重校琵琶記序》、《重校琵琶記凡例》、《重校琵琶記始末總評》、《附音律指南》等，這些信息不僅(jin) 交代了所刊曲本的來龍去脈，增進讀者對於(yu) 曲本的了解，而且對於(yu) 讀者的演唱還具有指導性的作用，考慮十分周全。這種模式在《西廂記》的諸多刻本中也經常出現，自金台嶽家刻本《西廂記》將《崔張引首》《閨怨蟾宮》《增相錢塘夢》《滿庭芳》《蒲東(dong) 崔張珠玉事跡》等相關(guan) 內(nei) 容列於(yu) 書(shu) 首後，熊龍峰刻本、劉龍田刻本和蕭騰鴻刻本《西廂記》都紛紛效仿。這些附錄的相關(guan) 材料對於(yu) 圖書(shu) 的行銷大有幫助。

　　如果說附錄相關(guan) 作品體(ti) 現的是編選者材料搜集整理能力的話，那麽(me) 各大選本內(nei) 容的確立和編排體(ti) 例則是對其眼光的考驗。戲曲選本的刊刻在明代福建刻書(shu) 中占有極大比重，在現存的55種建刻曲本中，戲曲選集占有14種。從(cong) 這些編選者來看，除了止雲(yun) 居士、玩月趣主人、無名氏和集芳居主人等四人無法查明具體(ti) 身份外，其餘(yu) 十部的編選者都可確知身份。在這些編選者中，多數人都隻是編選了一部戲曲選集，但有的編選者則具有了職業(ye) 編撰人的性質，有多部選集存世，如黃文華一人就編選了《新刻京板青陽時調詞林一枝》、《新鍥精選古今樂(le) 府滾調新詞玉樹英》和《鼎鐫昆池新調樂(le) 府八能奏錦》三部選集，並且全部出自不同的書(shu) 商之手。黃文華的搶手說明其編選理念與(yu) 讀者的品味相契合，所以被書(shu) 坊主看重，這種合作方式刊刻活動從(cong) 嘉靖時期就已開始，一直持續到明末。就編選者的籍貫而言，他們(men) 大部分都是江西人，黃文華、湯顯祖、殷啟聖、劉君錫、徐文昭、阮祥宇等均是江西籍。除了與(yu) 兩(liang) 省的地緣優(you) 勢有莫大關(guan) 係外，相同地域編選者之間的經驗交流也非常重要，亦如徽州黃氏、仇氏刻工的口傳(chuan) 心授一般。

　　書(shu) 坊主對坊刻曲本的影響主要體(ti) 現在書(shu) 坊的定位和品牌營銷上。福建刻書(shu) 曆來為(wei) 人所詬病，宋人葉夢得稱他們(men) “取其易成而速售”，這正是書(shu) 坊主功能的重要體(ti) 現。為(wei) 了占有更大的市場，各大書(shu) 坊主們(men) 都放出奇招，力求形成自己的風格，如富春堂采取四邊花欄的方式，世德堂是四周雙邊，廣慶堂、文林閣、繼誌齋等都是四周單邊。此外，這些書(shu) 坊為(wei) 了強化自己的品牌意識，還會(hui) 在相應的地方冠上自己的堂號，如富春堂會(hui) 在版心書(shu) 名的下方鐫“富春堂”，世德堂會(hui) 在正文首頁冠上“繡穀唐氏世德堂校梓”，這些品牌意識的樹立正是書(shu) 坊專(zhuan) 業(ye) 化程度高的集中體(ti) 現。再次，這些書(shu) 坊還會(hui) 通過各種渠道彰顯所刊曲本的準確性和權威性，如世德堂本《新刊重訂出相附釋標注香囊記》題“星源遊氏興(xing) 賢堂重訂/繡穀唐氏世德堂校梓/海陽程氏敦倫(lun) 堂恭錄”，《新刊重訂附釋標注出相五倫(lun) 全備忠孝記》又分署“星源遊氏興(xing) 賢堂重訂/撫東(dong) 王氏蜚英堂參閱/繡穀唐氏世德堂校梓”，重訂、參閱加校梓既是在顯示所刊曲本的精良，又是在樹立自己的品牌，可謂一舉(ju) 兩(liang) 得。

　　從(cong) 整個(ge) 刊印鏈條來看，“作者——文本——刊印方——讀者”的這條流轉方式適合於(yu) 絕大多數出版物，曲本的刊印也是如此。但因為(wei) 戲曲具有案頭和場上的雙重屬性，因此，它的刊印發行和其他出版物有很大不同。在作者和讀者之間，評點者、校對者、畫家、刻工、編選者和書(shu) 坊主等橋梁性因素，都會(hui) 直接影響曲本的刊印發行，同時又受製於(yu) 種種消費因素。上述諸要素的有機配合不同於(yu) 傳(chuan) 統的文學四要素說，各要素都是流轉鏈條上的重要一環，彼此協作。這種模式衝(chong) 破了時空的界限，將多元主體(ti) 的意圖全然呈現出來，與(yu) 讀者形成一種全產(chan) 業(ye) 鏈的對話方式。

　　《光明日報》（2023年10月30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