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

　　作者：高淮生（中國礦業(ye) 大學人文與(yu) 藝術學院教授）

　　周汝昌，1918年出生，2012年去世，天津人。紅學家。1939年考入燕京大學西語係。曾任四川大學講師、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1979年調入中國藝術研究院。曾任中國藝術研究院顧問、中國曹雪芹學會(hui) 榮譽會(hui) 長。著有《紅樓夢新證》《曹雪芹新傳(chuan) 》《紅樓夢與(yu) 中華文化》《白居易詩選》《歲華晴影》等。

　　因《紅樓夢新證》這一紅學史上裏程碑式的著作，周汝昌成為(wei) “新紅學派”大家。然而，在紅學界，“擁周”的人很多，“批周”的人也不少。縱觀百年紅學史，周汝昌無疑是最具話題價(jia) 值的學人。現在，周汝昌已去世整整十年，客觀理性地評價(jia) 周汝昌其人其學，可以給我們(men) 帶來一些學術的或非學術的啟示。

　　筆者認為(wei) ，以下所談兩(liang) 件頗具“話題價(jia) 值”的事情很有代表性：一是“曹雪芹佚詩”案，二是《還“紅學”以學——近百年紅學史之回顧（重點摘要）》一文引起的爭(zheng) 訟。

　　擬補還是造假——

　　“曹雪芹佚詩”案

　　先來談談“曹雪芹佚詩”一案。為(wei) 了更清楚地陳述“佚詩”案前因後果，筆者有必要引述相關(guan) 著述以見真貌。

　　劉夢溪著《紅樓夢與(yu) 百年中國》一書(shu) 說：曹雪芹能詩，但除《紅樓夢》之外，並沒有完整的曹雪芹詩作流傳(chuan) ，隻有敦誠《琵琶行傳(chuan) 奇》題跋中兩(liang) 個(ge) 斷句“白傅詩靈應喜甚，定叫蠻素鬼排場”。1973年左右，曹雪芹《題琵琶行傳(chuan) 奇》佚詩忽然麵世，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編印《紅樓夢研究資料》曾予刊載，全詩八句：“唾壺崩剝慨當慷，月荻江楓滿畫堂。紅粉真堪傳(chuan) 栩栩，淥樽那靳感茫茫。西軒鼓板心猶壯，北浦琵琶韻未荒。白傅詩靈應喜甚，定教蠻素鬼排場。”其後，吳世昌和徐恭時撰寫(xie) 《新發現的曹雪芹佚詩》一文，發表在1974年9月印發的南京師範大學學院編《文教資料簡報》增刊上，1975年第1期《哈爾濱師範學院學報》予以轉載，所謂“曹雪芹佚詩”便在全國範圍流傳(chuan) 了。1976年4月，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增訂版出版，錄存了這首詩，並加按語：“有擬補之者，去真遠矣，附錄於(yu) 此，聊資想象。”接著，1977年第4期《南京師範大學學報》刊出《曹雪芹佚詩辨偽(wei) 》一文，作者陳方對佚詩的真實性明確加以否定。吳世昌再撰《曹雪芹佚詩的來源與(yu) 真偽(wei) 》一文，發表於(yu) 1978年第四期《徐州師範大學學報》，確認佚詩“不偽(wei) ”，且對“擬補”者即周汝昌的說法痛加駁斥。幾經爭(zheng) 論，1979年，周汝昌終於(yu) 站出來說佚詩前六句是他“試補”的，總共補了三首，時間在1970年秋剛從(cong) 湖北幹校回到首都的時候。聚訟多時，紅學界為(wei) 之驚詫的“曹雪芹佚詩”案，終於(yu) 了結，大家都鬆了一口氣。

　　劉夢溪如實陳述中流露出一種期待，即希望“佚詩”案能早日“結案”。事與(yu) 願違，總有人樂(le) 於(yu) 舊事重提，不僅(jin) 民間口傳(chuan) 未絕，學者也發表文章重加評議，譬如2013年，《文藝研究》就刊出了俞曉紅《曹雪芹“佚詩”辨偽(wei) 的價(jia) 值與(yu) 方法論》一文。

　　周汝昌自己談“佚詩”一事，可參見周汝昌著《天地人我：周汝昌自傳(chuan) 》所述：“這麻煩又是由何而生的呢？因為(wei) 我戲補了雪芹的一首殘詩句，有位專(zhuan) 家‘鑒定’說是‘雪芹原作’，而周汝昌竟敢將雪芹的詩據為(wei) 己有！周某人連格律都不通，能補雪芹詩嗎？不但謊言欺世，而且盜名無恥。”“此戲為(wei) 之倒補芹詩，作於(yu) 1970年之9月，我自湖北幹校返京之後不久，本是渴望能見芹詩而不可得的‘異想’與(yu) ‘假慰’，寫(xie) 與(yu) 吳恩裕先生，囑他勿傳(chuan) ——我想考驗一下他的識力，假稱是雪芹之原句忽然發現。他抄在筆記本上。後來他告訴我：‘我筆記本放在桌子上，陳毓羆來時，在本子上看見了，就抄了去，還在某處發表了。’這樣才引起某專(zhuan) 家一口咬定是‘真詩’，又因我自承此乃拙作而惱怒，掀起一陣軒然大波。” “因有人罵我不會(hui) 作七律，我倒受了‘激將法’，從(cong) 此一下筆就是七律，而且補芹此詩竟有八試之多……”“我作此戲補詩，未欲示人。時吳恩裕先生在幹校，亦不忘研芹之事。他說見了雪芹的著作，有自序與(yu) 董邦達序，但不肯錄示。我疑其不真，乃戲言：我有雪芹詩，咱們(men) 交換吧。他果然抄來二‘序’，我一看是偽(wei) 作，便將戲補詩抄與(yu) 了他。他是幹校返京結束後才讓人見到此詩的。”

　　周汝昌將“佚詩”一事的來龍去脈自述得十分清楚，至於(yu) 此後竟掀起“軒然大波”，他本人始料未及。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激將法”一說屬實，的確令人不快。20世紀五六十年代，周汝昌陸續出版了《範成大詩選》《楊萬(wan) 裏選集》《白居易詩選》等選注本，應該說，他的詩學水平並不一般。至於(yu) 周汝昌所言“渴望能見芹詩”並非虛話，曹雪芹新材料的發現是那個(ge) 時代癡愛紅學者的共同“渴望”。正如劉夢溪所說：“近百年的紅學，所以為(wei) 人們(men) 所關(guan) 注，保持著學科的生命力，與(yu) 不斷有新材料的發現有很大關(guan) 係。”

　　梁歸智著《紅樓風雨夢中人：紅學泰鬥周汝昌傳(chuan) 》一書(shu) 對“曹雪芹佚詩”評議道：“這一樁紅壇公案，確是周汝昌一時孟浪之舉(ju) ，不過它既反映了周汝昌對有關(guan) 曹雪芹的一切熱望了解之心切，也表現出周汝昌有某種‘才子氣’‘名士氣’餘(yu) 風……當然，佚詩案的消極後果也很大。此後，周汝昌的反對者將一再抓住此事大做文章，並罔顧具體(ti) 情境，而牽五掛四地對其他事情也作牽強附會(hui) 的考證和揭秘。以‘伸張學術公義(yi) ’為(wei) 招牌，生拉硬扯，於(yu) 無疑處造疑，企圖把周汝昌妖魔化，以達到爭(zheng) 奪‘紅學正統’的目的。”梁歸智認為(wei) “佚詩”隻是“才子”“名士”的“一時孟浪之舉(ju) ”，其消極影響則是有人刻意地“大做文章”試圖“妖魔化”周汝昌，這顯然是基於(yu) 維護周汝昌的立場的一種解讀。不過，“批周派”卻並不買(mai) 賬，在他們(men) 看來，“佚詩”說到底就是“造假”。有人借此呼籲：應該對周汝昌展開一場嚴(yan) 肅的紅學打假鬥爭(zheng) 。

　　沈治鈞所著《紅樓七宗案》，在《關(guan) 於(yu) “曹雪芹佚詩”案》一章中揭示了《曹雪芹佚詩辨偽(wei) 》的作者“陳方”應為(wei) 陳邇冬和舒蕪的化名這一“學術啞謎”，同時高度讚揚了陳邇冬和舒蕪在“曹雪芹佚詩”案中的獨特貢獻。作者指出：“周汝昌在‘文革’末期錯過了最後一個(ge) 澄清事實的最佳時機，《新證》所謂‘有擬補之者，去真遠矣’依然在刻意隱瞞真相，故作神秘，從(cong) 而形成了推波助瀾之勢，不啻揚湯止沸，縱風止燎。事實上，在此之後，‘曹雪芹佚詩’案非但沒有沉寂下來，反而湧起了一波凶險的驚濤駭浪……不管出於(yu) 何種動機，《新證》錄載假詩本身都已構成了性質相當嚴(yan) 重的學術不端。”通觀《關(guan) 於(yu) “曹雪芹佚詩”案》一章的述評可見，作者是將“曹雪芹佚詩”案視為(wei) 駭人聽聞的重大學術、政治事件看待的，絕非梁歸智所說的“孟浪之舉(ju) ”，亦非周汝昌所謂“遊戲筆墨”或“渴望能見芹詩”之說。由此亦可見，劉夢溪所說的“大家都鬆了一口氣”隻能是一種美好的願望。

　　“曹雪芹佚詩”案已經過去40多年了，究竟該如何看待這一事件呢？喬(qiao) 福錦新近的看法值得關(guan) 注：“數十年以來對於(yu) 一個(ge) 無勢可依的老輩學人的非學術批判與(yu) 群體(ti) 性圍攻，早已超出學術討論範圍……其實隻要不帶偏見，根本不需要過多討論。擬補古詩是華夏固有之傳(chuan) 統，據說何其芳先生也曾以擬古詩‘考’過同事。周先生擬補曹詩及傳(chuan) 開的全過程，已有公開材料披露，其中並無不可告人的秘密。為(wei) 排遣苦悶而擬補古人詩，是‘事件’起因。傳(chuan) 給友人看，有鬥氣的意味，因為(wei) 先生並不看真‘文革’中期發現的一係列假文物。後在吳恩裕先生鼓動下有發表欲望，目的亦為(wei) ‘傳(chuan) 詩’而非作假。正如胡文彬先生所講，周先生所補佚詩，沒有一句是為(wei) 證明他個(ge) 人的學術觀點而寫(xie) 。即使為(wei) ‘傳(chuan) 詩’，周先生斟酌後覺得不妥，最後也主動撤稿。多年來，不管外界怎樣探考，周先生強調佚詩為(wei) ‘現代人擬補’的態度一直未曾改變。”

　　喬(qiao) 福錦長期關(guan) 注“曹雪芹佚詩”案的進展，他從(cong) “擬補古詩傳(chuan) 統”“排遣苦悶”“現代人擬補”等方麵通觀該事件，應該是“佚詩”問題最全麵的解釋。不過，喬(qiao) 福錦的看法短期內(nei) 難以達成廣泛共識。原因何在呢？筆者認為(wei) ：“批周”抑或“擁周”，不僅(jin) 是近三十年來紅學界的一條“立場線”，而且將是今後相當一段時期的一條“立場線”。近人姚永樸說：“宗派之說，起於(yu) 鄉(xiang) 曲競名者之私，播於(yu) 流俗之口，而淺學者據以自便，有所作弗協於(yu) 軌，乃謂吾文派別焉耳。”紅學宗派，說到底正是“名”“利”之爭(zheng) 的產(chan) 物，競名者據以自便，以圖一己之私。可以認為(wei) ，如果紅學宗派繼續“作祟”，紅學就沒有前途；“各美其美”“美美與(yu) 共”的局麵最終形成，紅學才會(hui) 有真的希望。

　　其實，“曹雪芹佚詩”並非不能舊話重提。不過，人們(men) 在重提舊話時如果能堅持理解之同情，與(yu) 人為(wei) 善，就有可能避免對前人的苛責。

　　“紅學”從(cong) 何說起——

　　《還“紅學”以學》的爭(zheng) 訟

　　再來談談《還“紅學”以學——近百年紅學史之回顧（重點摘要）》（《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1995年第4期）引起的爭(zheng) 訟。

　　《還“紅學”以學》引起的爭(zheng) 訟，該從(cong) “什麽(me) 是紅學”論爭(zheng) 說起。1982年第3期《河北師範大學學報》發表了周汝昌的《什麽(me) 是紅學》一文，該文認為(wei) ，紅學有它自身的特殊性，不能用一般研究小說的方式、方法、眼光、態度來研究《紅樓夢》的觀點。紅學是解決(jue) 別的問題的，並非一講《紅樓夢》就是紅學，用一般小說學去對待《紅樓夢》的，仍然是一般小說學，而不是紅學。紅學不是要代替一般小說學，它卻補充和豐(feng) 富一般小說學。一般小說學也不能代替紅學，這個(ge) 分別很重要，可是不一定每個(ge) 人都清楚。周汝昌所說紅學“別的問題”，是指他所看重的“曹學”“版本學”“探佚學”“脂學”。《還“紅學”以學》一文明確指出：這學，應是中華文化之學，而不指文學常論；這學，應是科學學術的研究，而不指一般的文藝鑒賞評論。應該說，周汝昌堅持維護紅學“真學的本質”的做法本身並無可議之處，問題在於(yu) 嚴(yan) 格區分“紅學”與(yu) “一般小說學”的做法引起了激烈的爭(zheng) 訟。

　　1984年第3期《文藝報》發表了應必誠《也談什麽(me) 是紅學》一文，1984年第8期《文藝報》發表了趙齊平《我看紅學》一文，積極參與(yu) 論爭(zheng) 駁難。他們(men) 並不讚同人為(wei) 地劃分“紅學”與(yu) “《紅樓夢》研究”，堅持“凡是研究與(yu) 《紅樓夢》有關(guan) 問題的都屬於(yu) 紅學”的觀點。此後，《文藝報》不再發表論辯文章，論爭(zheng) 隨之結束。不過，正如劉夢溪所說：“當然問題並沒有解決(jue) ，對什麽(me) 是紅學，周汝昌以及別人都不會(hui) 放棄自己的看法。”論爭(zheng) 雙方各執一詞，均各自維護自家為(wei) “紅學”正名的立場觀點。

　　時隔三十年，2012年第5輯《紅樓夢學刊》刊發應必誠《紅學為(wei) 何 紅學何為(wei) 》一文，重申周汝昌的觀點是錯誤的，同時批評了陳維昭對待“什麽(me) 是紅學”這場論爭(zheng) 的態度。於(yu) 是，陳維昭撰寫(xie) 了《“紅學”何以為(wei) “學”——兼答應必誠先生》一文（《紅樓夢學刊》2013年第3輯）回應。應、陳兩(liang) 家的“口舌之辯”可以看作“什麽(me) 是紅學”論爭(zheng) 的回響，由此可見論爭(zheng) 雙方的分歧是難以調和的。顯而易見，若從(cong) 學科的立意上考量，周汝昌的觀點更值得關(guan) 注。正如陳維昭所說，周汝昌的問題在於(yu) 將“紅學”界定得過於(yu) 狹窄、過於(yu) 專(zhuan) 門化，但他對“紅學”之所以為(wei) “學”的學理依據追問的確具有重要意義(yi) 。說到底，“什麽(me) 是紅學”的論爭(zheng) 其實正是傳(chuan) 統學問觀念與(yu) 西方現代觀念的立場之爭(zheng) 。

　　《還“紅學”以學》可以看作《什麽(me) 是紅學》一文的續篇，該文繼續從(cong) 學科的立意上強調“紅學”之“真學”的重要性，同時指出胡適實際上並未建立堪稱獨立的新創的“學”，俞平伯雖然開了端卻沒有跟進。該文發表後，《求是學刊》《紅樓夢學刊》《明清小說研究》陸續發表文章作出強烈回應。杜景華的《驚人的紅學大掃蕩》、胥惠民的《讀周汝昌〈還“紅學”以學〉——兼說〈紅樓夢〉研究的學術品格》、賈穗的《一篇貶人揚己的歪曲曆史之作——駁議周汝昌先生的〈還“紅學”以學——近百年紅學史之回顧〉》、歐陽健的《胡適的紅學體(ti) 係和紅學悲劇——讀〈還“紅學”以學〉感言》，都批評了周汝昌“貶人揚己”的作風，這一番疾風驟雨般的批評已非一般性的學術“質疑”或“論爭(zheng) ”。可以認為(wei) ，圍繞《還“紅學”以學》一文的論爭(zheng) 實質上是研究取向或研究路徑上的重大爭(zheng) 議，並非僅(jin) 是概念之爭(zheng) 或一般性正名。遺憾的是，學術性的“質疑”或“論爭(zheng) ”最終演繹成了“學風學德”方麵的“苛評”。此種情形，正如黃裳所說：“難道他們(men) 是百分之百地為(wei) 真理而爭(zheng) 辯麽(me) ，好像又不是。在這種公開爭(zheng) 辯之外，在字裏行間，筆鋒所及，更多的是‘微言大義(yi) ’，不是細心的讀者，往往是不易察覺的。”

　　周汝昌在《還“紅學”以學》一文中不僅(jin) 直言胡適並未建立《紅樓夢》研究的“專(zhuan) 學”，且直言胡適創辟的“新紅學”原是一種誇大了的名目和概念，這一認知和評價(jia) 可以看作周汝昌對於(yu) 胡適新紅學的“認同危機”。同時，這種認知和評價(jia) 也為(wei) 周汝昌本人以及“周氏紅學”帶來了嚴(yan) 重的“認同危機”。他所建立的紅學體(ti) 係備受質疑，他的學術品格也備受質疑。總之，周汝昌對胡適新紅學的“全盤否定”不僅(jin) 危及了胡適，同時也危及了他自己。盡管如此，周汝昌仍矢誌不移地堅持這一認知和評價(jia) 。中華書(shu) 局2016年出版的《紅樓夢新證》增訂本序言稱：《新證》是胡適《紅樓夢考證》之後的從(cong) 頭作起，是紅學體(ti) 係新的建立。也就是說，《紅樓夢新證》才是《紅樓夢》研究“專(zhuan) 學”建立的標誌。由此可見，周汝昌“獨尊其學”的“自心自信”何其充沛，若特以“博學以知服”責備周汝昌，不見得就是知人論學之解者公評。錢穆曾說：“人文學既是急切難得一公認之是，又是各人愛好不同，因此人文學者之最高境界遂落到‘自心自信’上。”

　　筆者以為(wei) ，正是基於(yu) 這份“自心自信”，周汝昌畢其一生演繹著癡心於(yu) 曹雪芹《紅樓夢》的“真愛”，並不遺餘(yu) 力地闡揚《紅樓夢》蘊含的中華文化精神氣象，其闡揚不僅(jin) “於(yu) 身有益”，而且“於(yu) 世有用”。可以說，這種“真愛”也體(ti) 現了蕭公權所說的：“治學者或求學者在治學求學的時候，專(zhuan) 心致誌去治學求學，而不‘胸懷異誌’，別有企圖。”

　　了解之同情

　　孟子說：“頌其詩，讀其書(shu) ，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論世”頗不易，“知人”尤其難。不過，事必有首尾，人必有精神。但凡保有“溫情與(yu) 敬意”者，就不會(hui) 以偏激的態度評論古今之事；但凡保有“了解之同情”者，就能以一種設身處地的態度評論古今之人。今之學者評論周汝昌其人與(yu) 他的“周氏紅學”，理應保有“溫情與(yu) 敬意”和“了解之同情”。

　　遺憾的是，迄今為(wei) 止，某些人在談論周汝昌其人與(yu) 其學時仍難以克製胡適所謂“正誼的火氣”，偏激的態度或偏頗的評價(jia) 往往如影隨形。甚至有人倡言：為(wei) 了紅學事業(ye) 的健康發展，替新紅學學派清理門戶，應將周汝昌清除出去。其實，“清理門戶”並不能動搖周汝昌在現代學林的一席之地，況且“清除周汝昌”與(yu) “紅學事業(ye) 的健康發展”之間並無因果關(guan) 係。

　　“桐城謬種”口號製造者錢玄同早在1921年1月1日的日記中就說過：“我在兩(liang) 三年前，專(zhuan) 發破壞之論，近來覺得不對。殺機一啟，決(jue) 無好理。”“殺機一啟，決(jue) 無好理”的反思已過百年，然而，一些人總是視而不見。

　　筆者曾撰著《周汝昌紅學論稿》一書(shu) ，有學者認為(wei) 其發出了“比較客觀、比較公允的第三者的聲音”。所謂“第三者的聲音”即“既能說好處，又能說問題”，不同於(yu) “基本說好處，極少說問題”與(yu) “基本說問題，極少說好處”的“兩(liang) 極聲音”。

　　《周汝昌紅學論稿》第一章“知人論學”以“了解之同情”考察了周汝昌的個(ge) 性特征與(yu) 其為(wei) 學格調之間直接或間接的聯係，其中特別談到“落落寡合的個(ge) 性”與(yu) “孤獨無助的心境”之間的因果聯係，以及這種個(ge) 性和心境所造成的深遠影響。可以認為(wei) ，前文所述兩(liang) 件頗具“話題價(jia) 值”的事情與(yu) 周汝昌“寡合的個(ge) 性”“孤獨的心境”有著顯而易見的因果聯係。

　　周汝昌《獻芹集》附錄《致胡適信》說：“我有了先生這樣的師友，又有這樣知己弟兄，心中真是說不出的欣慨交集。我兄弟四人中，這個(ge) 兄長與(yu) 我兩(liang) 人最相契，他賦性孤潔，與(yu) 世多忤，作了許多年的事，現在蕭然歸田，岑寂索寞，我唯有時常與(yu) 他詩句唱和，或搜些精神食糧給他，以稍解其苦悶。”這位與(yu) 周汝昌“最相契”的兄長，即同樣癡情於(yu) 《紅樓夢》的周祜昌，“知己弟兄”惺惺相惜，他們(men) 均深受“賦性孤潔，與(yu) 世多忤”個(ge) 性羈累。

　　1942年5月19日，周汝昌的老師顧隨曾在致周汝昌信中說：“兄素性亦落落寡合，津門舊日校友想素無往來，恐亦未能先為(wei) 道地耳。臨(lin) 潁不勝惶慚之至。”（《顧隨致周汝昌書(shu) 》）真可謂識徒莫若師啊！筆者以為(wei) ，“素性寡合”可與(yu) “賦性孤潔，與(yu) 世多忤”聯係著看，才能真切體(ti) 會(hui) 顧隨“惶慚之至”的心緒。

　　至於(yu) “岑寂索寞”的“苦悶”心境方麵，周汝昌後半生的“孤獨無助”之感尤勝於(yu) 周祜昌，這與(yu) 他所處的學術環境息息相關(guan) 。

　　1984年3月3日，周汝昌致梁歸智信中感慨：“終憐自身太孤了，匹馬單槍，未必是取勝之道。”

　　1999年10月2日，周汝昌致梁歸智信中又說：“倘若遇見半個(ge) ‘知賞’，則我的成就，當不止是耳。此意向不為(wei) 人道，望弟代言之。”

　　以上兩(liang) 處均出自《周汝昌致梁歸智書(shu) 信箋釋》一書(shu) ，難遇“知賞”的“孤獨之慨”伴隨了周汝昌的後半生，而且，愈至晚年則愈加沉鬱慷慨。“賦性孤潔，與(yu) 世多忤”的個(ge) 性難為(wei) 一般人所欣賞，周汝昌在學界的處境可想而知。

　　前文所述兩(liang) 件爭(zheng) 訟中，“佚詩”案引起的“苦悶”最令周汝昌難以釋懷。至於(yu) 《還“紅學”以學》一文，雖因“獨尊其學”的執著引發了諸多“苛評”，卻並未絲(si) 毫消磨周汝昌堅持自己“占有真理”的信念。真可謂：賦性孤潔顯書(shu) 生本色；為(wei) 學獨異服解者公評。

　　總而言之，無論“批周”也罷，“擁周”也罷，若能在各是其是或各非其非之際，獲得某些學術的或非學術的感悟或領悟，這類舊話重提也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