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劍（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

　　一部古籍整理著作，該如何評估其價(jia) 值和質量？筆者以為(wei) 可從(cong) 重要度（整理對象的影響力）、創新度（以前有無整理或較之前整理有無重要突破）、難易度（是繁難整理還是簡易整理）、規範度（是否符合古籍整理一般性規則）、可靠度（整理的差錯率）五方麵去考慮。前三者主要是價(jia) 值評估，後兩(liang) 者主要是質量評估。依此標準，張燕嬰編輯校點的《俞樾詩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年3月，以下簡稱“人文本”）或可稱得上是一部“五度”俱佳的古籍整理成果。

　　俞樾（1821—1907）是晚清著名的經學家和教育家，被陳寅恪先生譽為(wei) “一代儒林宗碩，湛思而通識之人”（《俞曲園先生病中囈語跋》），對晚清社會(hui) 文化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其著述淹通四部，確為(wei) 一代通儒；其在晚清政壇活動時間不長，但師友多有曾國藩、李鴻章、彭玉麟這樣的朝廷要員；其一生中近半個(ge) 世紀都在江南從(cong) 事教育，從(cong) 其問學的門生不下千人，聞名者數以百計，皆在晚清民國學界、政壇或文化領域留下各自的影響。由此愈可見出俞樾本人的影響力，以至於(yu) 時人六橋三多曾以“山中宰相陶弘景”為(wei) 比。由於(yu) 俞樾多元的身份，其詩文作品脫離了純文學的意味，成為(wei) “貫通文史哲之詩文”（《俞樾詩文集·代前言》），重要度不言而喻。

　　據我所知，早在十餘(yu) 年前，張燕嬰就開始了俞樾著述的搜集整理工作，並陸續提交出版了《俞樾函劄輯證》（鳳凰出版社2014年）、《春在堂尺牘》（鳳凰出版社2020年）。而《俞樾詩文集》雖早在2012年即交付人民文學出版社，然因各種原因，遷延至今始得麵世，以至正式見書(shu) 晚於(yu) 浙江古籍出版社和鳳凰出版社的《俞樾全集》（以下分別簡稱“浙古本”和“鳳凰本”）。但“人文本”仍有重要的創新和參考價(jia) 值。如“鳳凰本”所收《賓萌外集》《賓萌集》《春在堂雜文》未做輯佚，“人文本”僅(jin) 據俞樾早期作品的刻本或稿本就輯得17篇。

　　如眾(zhong) 周知，整理俞氏詩文，底本無疑以《春在堂全書(shu) 》刻本為(wei) 首選。但俞樾作品的早期刊本至其晚年重編時多有芟薙，造成一部分早期作品失載於(yu) 《全書(shu) 》本；另一方麵俞樾仍有大量集外詩文散在各處。如何輯佚，輯得如何，既見難度，又見功夫。

　　“人文本”不僅(jin) 將《春在堂全書(shu) 》中的詩文創作匯集起來（包括《春在堂詩編》《春在堂詞錄》《賓萌集》《賓萌外集》《春在堂雜文》《春在堂尺牘》等23種），並搜集到刻印單行的《金縷曲廿四疊韻》《曲園四書(shu) 文》《曲園課孫草》《曲園擬墨》四種（鳳凰本失收《金縷曲廿四疊韻》一種、浙古本失收《曲園擬墨》一種）和僅(jin) 以稿本傳(chuan) 世的《春在堂尺牘》卷七；而且更用心輯補《全書(shu) 》之外的作品。整理者曾在中國國家圖書(shu) 館、上海圖書(shu) 館、瑞安玉海樓、日本國會(hui) 圖書(shu) 館、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shu) 館等多家圖書(shu) 館目驗俞樾稿抄本著述17種，經過核校考辨，輯得未收入《全書(shu) 》本和單行刻本的詩7題13首、文14篇（收入第7冊(ce) “詩文輯錄”中）。又曾在2016年德清縣博物館舉(ju) 辦“花落春仍在——俞樾書(shu) 法特展”中，輯得俞氏集外詩1題5首、文2篇。這種不計甘苦和成本的輯佚，在時下的整理者中，恐怕並不多見。正因為(wei) 整理者充分搜集俞氏作品集的稿、抄、刻本，廣泛瀏覽其交遊圈人物的著作與(yu) 家譜，檢索俞樾生平遊曆、生活過的地方文獻資料，做了大量的搜集、補訂，最終才輯得詩詞170多題、文250多篇，約20萬(wan) 字，其創新度和難度無疑值得肯定。

　　我國古籍整理事業(ye) 源遠流長，留下了很多寶貴的經驗和行業(ye) 慣例，可惜目下不少古籍整理並不尊重這些起碼的行業(ye) 通則，以至於(yu) 水校水注橫行，該校該注處反而缺失或訛誤。“人文本”的校勘是認真而規範的，比如“整理說明”對所用底本和重要參校本都做了規範著錄。收錄在《春在堂全書(shu) 》中的作品集，雖大都經過俞樾的親(qin) 自審定和蔡啟盛校勘（即《全書(shu) 》中刻入的《春在堂全書(shu) 校勘記》），但仍難免誤字。“人文本”在充分掌握俞樾作品稿本與(yu) 各時期刊本的基礎上，或據不同版本、或據用典出處、或據征引文獻，分別運用對校、本校、他校、理校諸法予以訂正，其中僅(jin) 通校過的版本就有10種之多。

　　校點的認真規範，自然也為(wei) 成果的可靠度提供了保障。“人文本”對輯錄詩文做了精心考辨，厘清了哪些是改本（需出校），哪些是真正的集外文（需輯補）。如浙古本所輯《清明作社》《梅花》等詩，《報汪蓮府琴軒瞻園書(shu) 》《畫餘(yu) 盦古泉譜序》《庶幾堂今樂(le) 序》《讀方澍人嘯雲(yun) 樓詩書(shu) 語》《佚名經學書(shu) 目識語》等文，實皆見於(yu) 《全書(shu) 》，僅(jin) 題目或文字有異，應出校而不入輯佚。“人文本”還做到了輯佚皆用一手材料，不用轉錄；如《曲園遺言》一文不用俞潤民、陳煦的《德清俞氏》轉錄，而據上海圖書(shu) 館所藏之俞氏手跡影印本，故文字較前者為(wei) 多；“浙古本”輯佚中有文6篇、詩4題，因“人文本”未見原始材料，故實事求是，未做轉錄。

　　與(yu) 此同時，“人文本”的校記，因為(wei) 認真規範，還有擴展研究的價(jia) 值。比如，由於(yu) 其通校本包括清道光己酉刻本《好學為(wei) 福齋詩鈔》三卷、清鹹豐(feng) 八年刻本《日損益齋詩鈔》十卷，清鹹豐(feng) 辛亥刻本《好學為(wei) 福齋文鈔》二卷、清刻本《草草廬駢體(ti) 文鈔》二卷、清鹹豐(feng) 九年刻本《日損益齋駢儷(li) 文鈔》四卷等俞集的早期單行本，使得《詩文集》的校記還在相當程度上還原了俞樾詩文創作修訂的過程。再如，《春在堂雜文六編》卷九收入俞樾為(wei) 湯壽潛的《四通考輯要》撰寫(xie) 的序言（以下簡稱“《雜文》本”），整理者發現，此序又見於(yu) 清光緒二十五年圖書(shu) 集成局鉛印本《三通考輯要》書(shu) 前（以下簡稱“鉛印本書(shu) 前序”），經校勘可知，“《雜文》本”中的“四通”，在“鉛印本書(shu) 前序”中均作“三通”，而缺少之“一通”，乃“明人王圻所續者”（即明王圻《續文獻通考》）。據俞序可知，他為(wei) 湯著撰序時“未見其書(shu) ”，僅(jin) “觀其自序”。看來湯壽潛撰作的最初目標是要為(wei) 四部《通考》書(shu) 籍做“輯要”，而在著述過程中又調整了計劃，最終僅(jin) 為(wei) 三部《通考》書(shu) 籍做了“輯要”。若非整理者認真細心，將兩(liang) 篇序言對應起來，這一過程極有可能就泯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