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歲的樊錦詩再次回到公眾(zhong) 視野。近期，編號381323小行星被命名為(wei) “樊錦詩星”，為(wei) 敦煌永久守侯。

　　與(yu) 此同時，她畢生的研究成果匯集成《樊錦詩文集》出版；“樊錦詩基金”也正式成立，繼向北京大學捐資1000萬(wan) 元後，樊錦詩再捐1000萬(wan) 元，支持敦煌文物事業(ye) 發展。

　　樊錦詩1963年從(cong) 北京大學曆史係考古專(zhuan) 業(ye) 畢業(ye) 來到敦煌，至今已在敦煌守護整整60年，她也從(cong) 一名北京出生、上海長大的青春靚麗(li) 的姑娘，成為(wei) 滿頭銀發、享譽中外的“敦煌的女兒(er) ”。“是敦煌塑造了我、成就了我，沒有敦煌也沒有我的今天。”樊錦詩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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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在敦煌研究院舉(ju) 辦的樊錦詩從(cong) 事敦煌研究60年座談會(hui) 上，來自全國各地的文博領域資深專(zhuan) 家、相關(guan) 領導，以及樊錦詩曾經的同學、同事對她投身敦煌研究取得的成就給予高度評價(jia) ，並分享了不少樊錦詩身上鮮為(wei) 人知的故事。

　　聽著交往多年的同仁、朋友們(men) 回憶過往，頭發花白的樊錦詩不時微微地笑著，點頭向發言者致意，還不時認真地記下大家關(guan) 於(yu) 文物工作的建議。

　　“作為(wei) 一名紮根基層的文物工作者，我應當自覺投身於(yu) 祖國的文物事業(ye) ，正視敦煌石窟麵臨(lin) 的問題和挑戰，堅守初心和曆史使命，為(wei) 做好敦煌石窟各項工作盡自己應盡的責任。”樊錦詩輕柔的語氣中帶著一絲(si) 堅定，“要繼續為(wei) 敦煌服務，更好地回報社會(hui) ”。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厭千回改”

　　在敦煌60年，樊錦詩帶領團隊在石窟考古和文化遺產(chan) 管理方麵走出了一條行之有效的道路，使敦煌石窟保護從(cong) 搶救性階段邁向科學保護新階段，所取得的一係列成果得到國內(nei) 外文物業(ye) 界高度肯定和評價(jia) 。

　　在多年的同事，敦煌研究院原副院長、研究員張先堂看來，樊錦詩和敦煌研究院團隊取得的成績來之不易，甚至付出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心血。

　　張先堂記得，《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報告》，從(cong) 院級課題立項到完成出版，前後曆時11年。“其中緣由很多，除了曆史機緣的集聚、學術條件的逐步改善需要時間外，更與(yu) 樊先生對學術研究工作高度負責、認真細致、一絲(si) 不苟、嚴(yan) 格把關(guan) 的治學態度和精神有關(guan) 。”他說。

　　曆時十多年精雕細琢，《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考古報告一經麵世，就得到各方高度評價(jia) 。報告曾獲得甘肅省哲學社會(hui) 科學優(you) 秀成果一等獎、“吳玉章人文社會(hui) 科學獎”，引起國際敦煌學術界廣泛關(guan) 注和高度讚譽。

　　張先堂回憶道，2011年，他與(yu) 樊錦詩一起在巴黎參加法蘭(lan) 西學院組織的法中敦煌學研討會(hui) ，樊錦詩在會(hui) 議上介紹考古報告，童丕、郭麗(li) 英等法國著名敦煌學專(zhuan) 家翻閱當時尚未正式出版、還處於(yu) 散頁清樣的敦煌考古報告時，即予以肯定和讚揚，後來樊錦詩榮獲法國“汪德邁漢學研究獎”。

　　2013年，張先堂在莫高窟資料室見到來訪的英國著名漢學家、中國佛教藝術史研究專(zhuan) 家韋陀教授，韋陀翻閱著樊錦詩的考古報告，誇讚這本考古報告寫(xie) 得非常好，非常有創意和典範性，激動地表示要組織人把此書(shu) 翻譯成英文介紹給西方學者。

　　“我為(wei) 樊院長的學術成果得到國際敦煌學術界讚譽感到高興(xing) ，也感受到作為(wei) 中國敦煌學者的自豪。20世紀80年代國際上流傳(chuan) 的‘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的情況被徹底扭轉。”張先堂說，樊錦詩曾告訴他，自己用40年時間寫(xie) 出敦煌石窟第一本考古報告，才算完成了當年北大畢業(ye) 時老師交給她的任務。這讓張先堂更加真切懂得“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厭千回改”的內(nei) 涵。

　　在樊錦詩看來，“板凳要坐十年冷”，是從(cong) 事文物研究工作者要練就的一門硬功夫。“樊先生在敦煌的60年，完美地詮釋了什麽(me) 叫‘擇一事，終一生’。”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沈睿文看來，這正是樊錦詩執著堅守、久久為(wei) 功，用生命讓敦煌重生的寫(xie) 照，“這也是她對青年學子的諄諄教誨和言傳(chuan) 身教”。

　　除了學術上的堅守，作為(wei) 敦煌研究院多年來的管理者，樊錦詩為(wei) 保護敦煌默默地付出了大量不為(wei) 人所知的努力。

　　中國文化遺產(chan) 院研究員黃克忠與(yu) 樊錦詩是相識多年的同行和朋友，多年來，在麵對要改變莫高窟管理體(ti) 製的大事前，樊錦詩挺身而出，抗住壓力的事例令他印象十分深刻。

　　黃克忠介紹，1998年有關(guan) 部門要將莫高窟與(yu) 某旅遊公司捆綁上市。“這明顯是違背文物保護法的”。當時作為(wei) 敦煌研究院院長的樊錦詩，如坐針氈。為(wei) 了保護好莫高窟，樊錦詩找出國務院頒發的“關(guan) 於(yu) 進一步做好旅遊等開發建設活動中文物保護工作的意見”，以此為(wei) 準繩，多次向有關(guan) 方麵反應，慷慨陳詞，保住了莫高窟。

　　2014年年底，地方出台的大景區建設規劃中，將莫高窟-月牙泉列入規劃。“這是要改變莫高窟的管理體(ti) 製啊。”黃克忠說，為(wei) 了阻止此事發生，樊錦詩四處奔走，及時向有關(guan) 方麵反映情況。經過一番不懈努力，最後沒有改變莫高窟管理權。

　　“在這一過程中，她置個(ge) 人健康和安危於(yu) 度外，人瘦了10斤。她尊重曆史和事實，敢講真話，不怕得罪人的做事風格，值得尊敬。”在黃克忠看來，敦煌研究院之所以發展如此快，成果那麽(me) 多，“一個(ge) 重要原因是管理體(ti) 製始終未變”。

　　“能與(yu) ‘老太太’作同事，是此生榮幸”

　　“能作為(wei) ‘老太太’的同事，是我此生的最大榮幸之一。”與(yu) 樊錦詩共事多年，和院裏許多老同事一樣，張先堂喜歡親(qin) 切地稱樊錦詩為(wei) “老太太”，“我感覺敦煌研究院就像一個(ge) 大家庭，樊院長就像我們(men) 的大家長”。

　　敦煌地處偏遠，生存環境艱苦，研究院要留人，更要靠事業(ye) 和情感留人，要讓年輕人在研究工作中找到興(xing) 趣點，實現自身價(jia) 值。在張先堂看來，幫助青年成長成才，確保敦煌事業(ye) 後繼有人，樊錦詩同樣付出了大量心血。

　　1994年，張先堂調入敦煌研究院後，一直在為(wei) 選擇適合的學術研究方向躊躇不定，研究工作一時打不開局麵。此間，正是樊錦詩的教導和啟發，讓他選擇了敦煌供養(yang) 人研究方向，逐漸走上了將敦煌文獻與(yu) 敦煌石窟圖像結合起來開展研究的道路。

　　“作為(wei) 研究院負責人，樊院長經常走進青年研究人員中間，了解青年研究人員的所思所感，幫助大家確立方向、厘清思路。”張先堂清楚地記得，樊錦詩多次講過的3方麵指導意見令他頗為(wei) 受益。

　　一講敦煌研究院的學者搞敦煌學研究，一定要揚長避短。張先堂回憶，樊錦詩經常說，敦煌研究院的學者守著莫高窟這個(ge) 文化藝術寶藏，要充分挖掘發現其中蘊藏的多學科的材料及其價(jia) 值。“她經常鼓勵蘭(lan) 州分院文獻研究所等部門的同事不要老是守著老婆孩子熱炕頭，要多到敦煌，多進洞子，隻要進洞子考察多了一定會(hui) 有新發現”。

　　二講學術研究不要紮堆兒(er) 趕熱門，要善於(yu) 抓住冷門，找薄弱環節。“比如敦煌供養(yang) 人就很少有人研究，敦煌石窟和敦煌文獻中有很多供養(yang) 人的材料，抓住這些豐(feng) 富的材料搞研究，一定會(hui) 出成果的”。

　　三講敦煌學研究要綜合運用多學科研究方法，要搞學科交叉，才會(hui) 有拓展創新。“她多次對文獻所的同事說，你們(men) 搞文獻研究，不要眼睛隻盯著文獻，全國許多大學都有敦煌文獻研究的資料，要比文獻研究我們(men) 不一定比得過人家，敦煌研究院的學者研究敦煌文獻材料應該把它與(yu) 石窟中的圖像材料結合起來研究，這樣你才有優(you) 勢。”多次聽了樊錦詩的這些教導，張先堂茅塞頓開。

　　“我檢索發現有關(guan) 敦煌供養(yang) 人的研究成果較少，但敦煌供養(yang) 人的研究材料實在是太豐(feng) 富了，這真是一個(ge) 很好的研究方向！”2004年、2005年，張先堂組織本院幾位同事先後申報並獲批了院級課題“敦煌石窟供養(yang) 人圖像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重大項目“敦煌石窟供養(yang) 人研究”。

　　近20年來，張先堂一直堅持開展敦煌供養(yang) 人研究，持續五六年對莫高窟中的供養(yang) 人圖像資料進行普查，並嚐試將藏經洞出土有關(guan) 供養(yang) 人的文獻資料與(yu) 敦煌石窟中供養(yang) 人圖像資料結合起來進行綜合研究。

　　這些年來，張先堂和課題組成員先後發表了20餘(yu) 篇論文，探討供養(yang) 人圖像總量、供養(yang) 人圖像發展演變曆程、供養(yang) 人圖像資料的多學科價(jia) 值等一係列問題，並由供養(yang) 人研究進而拓展到對藏經洞封閉原因這一千古之謎的探討，闡述了藏經洞封閉原因的“供養(yang) 說”。

　　“回想起來，我從(cong) 事敦煌供養(yang) 人研究將近20年，追溯源頭，正是緣於(yu) 受到樊院長的啟發引導，對此我一直感銘於(yu) 心。”他由衷地說。

　　“當我走進敦煌研究院院史陳列館，當我站在九層樓對麵的戈壁上，麵對常書(shu) 鴻先生、段文傑先生，以及老前輩們(men) 的墓碑時，當我看到80多歲的樊院長還在為(wei) 莫高窟忙碌的背影時，景仰之情油然而生，熱淚會(hui) 忍不住往上湧。”長期參與(yu) 敦煌文物保護工作的北京化工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王明明感慨地說。

　　“為(wei) 了讓莫高窟文化和精神傳(chuan) 承下去，為(wei) 了讓研究院後繼有人、可持續發展，樊院長十分重視人才培養(yang) 和隊伍建設。”王明明說，負責敦煌研究院工作20多年來，樊錦詩通過帶薪學曆培養(yang) 、各種專(zhuan) 業(ye) 培訓、在重要崗位上曆練等多種途徑，為(wei) 敦煌研究院培養(yang) 出一批批能力強、結構合理的人才隊伍，保障了敦煌研究院的創新能力和可持續發展。

　　“敦煌很艱苦，能來莫高窟不容易，能待下來就更不容易。我們(men) 要盡量用好每一個(ge) 人的長處，讓每一個(ge) 人都有所作為(wei) ，讓每一個(ge) 人都有希望。”王明明經常聽到樊錦詩這樣說。正是樊錦詩對年輕人的長期關(guan) 注和傾(qing) 力支持，讓敦煌研究院後繼有人，現在很多70後、80後走上了各級領導崗位，擔當大任，不少90後也開始嶄露頭角。

　　在王明明看來，莫高窟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得益於(yu) 幾十年來沉澱形成的敦煌研究院文化和以“堅守大漠、甘於(yu) 奉獻、勇於(yu) 擔當、開拓進取”為(wei) 內(nei) 核的莫高精神。

　　我心歸處是敦煌

　　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研究員羅琨是樊錦詩的大學同學，1958年他們(men) 一起踏進北大曆史係、選擇了考古專(zhuan) 業(ye) 。畢業(ye) 後，羅琨去了中國社科院，而樊錦詩則遠走敦煌。

　　大學期間，羅琨就對樊錦詩印象深刻。“我們(men) 一起進了免修體(ti) 育課的‘保健班’，科目是打拳和跳繩。沒有課堂要求，秩序比較鬆散，唯獨樊錦詩，學習(xi) 打拳，一招一式很是到位，我第一次發現了這是一位認真、自律的人。”羅琨回憶道。

　　“作為(wei) 老同學，我知道她是怎樣在前輩莫高窟人的感召下、在莫高窟同仁的支持下、在莫高窟60年工作的磨礪中成長起來的。”羅琨說，樊錦詩所得榮譽不僅(jin) 是個(ge) 人的榮譽，也是對一代代莫高窟人的褒獎。他說，幾年前，《我心歸處是敦煌》出版後，樊錦詩告訴他，之所以同意出版口述曆史，是因為(wei) 深感“應該為(wei) 莫高窟人立傳(chuan) ”。

　　樊錦詩把畢生的激情和心血投入了莫高窟，在她心中，敦煌的事業(ye) 高於(yu) 一切。

　　張先堂回憶，2004年，敦煌研究院科研處籌備為(wei) 紀念常書(shu) 鴻先生誕辰100周年暨敦煌研究院成立60周年舉(ju) 辦大型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等係列活動。“當時，對於(yu) 是否舉(ju) 辦、如何舉(ju) 辦紀念常書(shu) 鴻先生誕辰的紀念活動，由於(yu) 種種原因院裏存在不同意見。”他說。

　　“我們(men) 要從(cong) 曆史發展的大局著眼考慮問題，肯定、褒揚常先生也是宣傳(chuan) 敦煌研究院的曆史業(ye) 績，宣傳(chuan) 老一輩專(zhuan) 家學者對敦煌文物事業(ye) 的曆史功績，激勵年輕一代人為(wei) 敦煌文物事業(ye) 繼續奮鬥。”此間，樊錦詩多次講道，對常書(shu) 鴻先生開創敦煌文物保護研究事業(ye) 的曆史功績要充分肯定和大力褒揚。

　　在樊錦詩支持下，常書(shu) 鴻先生紀念活動取得圓滿成功。“院裏為(wei) 常先生鑄了紀念銅像，建立院史陳列館並設置常書(shu) 鴻故居紀念室，舉(ju) 辦紀念常先生百年誕辰的座談會(hui) 和大型學術研討會(hui) ，邀請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時期、敦煌文物研究所時期曾在莫高窟工作的許多老專(zhuan) 家重返莫高，實現了敦煌研究院大家庭的團聚。”在張先堂看來，這些重大活動可以在敦煌研究院曆史上記上一筆。

　　在美國敦煌基金會(hui) 主席倪密·蓋茨的印象中，“樊院長在工作上把控全局，非常果斷，實際上她也是一個(ge) 非常和藹的人”。

　　把握大局也關(guan) 注細節，樊錦詩全身心致力於(yu) 敦煌事業(ye) 。對於(yu) 這項特殊的事業(ye) ，曆經60年洗禮，樊錦詩有著深刻的認識和長遠的洞見。

　　“在大家群策群力、鼎力支持下，敦煌文物事業(ye) 已邁上科學保護、研究、弘揚、管理道路，莫高窟在文化遺產(chan) 保護管理方麵的有效科學探索，得到國內(nei) 外的高度肯定和評價(jia) 。但敦煌文物保護利用和弘揚工作是一項係統工程，也是永久的事。”樊錦詩說。

　　“我心歸處是敦煌”，對於(yu) 心心念念的敦煌，樊錦詩有3方麵感受：其一，傳(chuan) 承曆史文化遺產(chan) ，是對曆史負責、對人民負責，每一個(ge) 莫高窟人必須心懷理想、腳踏實地，抓住問題導向、注重細節，踐行“莫高精神”，擇一事終一生，才能成就敦煌文物事業(ye) 。其二，文物工作要與(yu) 時代同行，20世紀80年代開始，抓住了改革開放的大好機遇，堅持開門辦院、守正創新，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一方麵做文明的交流互鑒，一方麵堅持引入國際先進理念、技術和管理，開創了敦煌模式，鑄就了敦煌質量品牌，把敦煌研究院建成了世界上敦煌學研究的最大實體(ti) ，以敦煌石窟為(wei) 代表的“中國特色·敦煌經驗”文物保護模式也已基本形成，並逐步走向國際。其三，世界文化遺產(chan) 保護管理既需要青燈黃卷，也需要科學精神，堅持以研究為(wei) 基礎、以法律為(wei) 依據、以規劃為(wei) 藍圖、以人才為(wei) 支撐、以永久保護、永續利用為(wei) 目標的科學發展路徑是取得成績的關(guan) 鍵。

　　2019年，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考察莫高窟時，勉勵敦煌研究院的研究人員再接再厲，努力把研究院建設成為(wei) 世界文化遺產(chan) 保護的典範和敦煌學研究的高地。“我認為(wei) ，作為(wei) 敦煌研究院的名譽院長，這也是對我個(ge) 人的要求，所以我對敦煌的奉獻還要繼續，還要再盡綿薄之力。”樊錦詩說。

　　近期，樊錦詩決(jue) 定把近幾年陸續獲得的 “呂誌和獎——世界文明獎”“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yu) 技術成就獎”的獎金以及個(ge) 人積蓄，湊足2000萬(wan) 元，設立專(zhuan) 項基金。一半贈予母校北京大學教育基金會(hui) ，支持北京大學敦煌學的研究，開展相關(guan) 的學術研究、人才培養(yang) 、國際交流；一半捐贈給中國敦煌石窟保護研究基金會(hui) ，用於(yu) 推動敦煌石窟保護、研究、弘揚事業(ye) 發展以及急需人才的培養(yang) 。

　　“這算是自己對敦煌事業(ye) ，對推動全社會(hui) 全方位助力敦煌研究院‘典範’‘高地’建設，再做一點力所能及的工作。”她說。

　　“樊院長捐出2000萬(wan) 元人民幣，用於(yu) 敦煌學研究和莫高窟保護。這對於(yu) 一介書(shu) 生確實是一筆巨款。”相較於(yu) 樊錦詩對敦煌研究的慷慨捐贈，在王明明印象中，樊錦詩在平時的工作生活中是“能省就省”，從(cong) 不亂(luan) 花一分錢。

　　王明明說，出差到北京，樊錦詩常住在景山後街的小旅館裏，每天200元左右。有職工考上研究生，但由於(yu) 不在編、收入低，不符合帶薪上學政策和條件，她就自己出錢資助他上學。

　　“她外出公幹總是一個(ge) 人，坐飛機是普通經濟艙，出入沒有隨員。”香港敦煌之友副主席李美賢女士和樊錦詩交往多年，她說，樊錦詩雖然是院長，但沒有架子，沒有高高在上的感覺。

　　“記得有一次我們(men) 幾個(ge) 人在莫高窟前麵的河邊散步，天色晚了，要返回莫高窟，樊院長在一個(ge) 閘口對裏麵的人說，讓我們(men) 進去吧！”李美賢回憶道，樊錦詩喊了多次，裏麵的工作人員沒有理睬，後來同行的人說她是院長，裏麵的人愣了半天才讓大夥(huo) 兒(er) 進去。

　　“透過這些與(yu) 樊院長有關(guan) 的大事小情，我們(men) 可以看到她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其管理邏輯和本質在於(yu) 激發人們(men) 的善意和良知。”王明明說。

　　“我們(men) 是做了一些事，但這些事都是應該做的。敦煌還有許多事等待我們(men) 去做，以後的工作還要做得更好，不存在最好。”樊錦詩希望新一代莫高窟人，自覺肩負起新的文化使命，勇做新時代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繼承者、傳(chuan) 播者、創新者，讓莫高精神代代相傳(chuan) 。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馬富春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