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錢幣博物館的辦公室，中國錢幣協會(hui) 副秘書(shu) 長王永生向記者展示了一張元朝錢幣的照片。錢幣正麵書(shu) 有四字楷書(shu) “至元通寶”，背麵卻同時印有八思巴蒙文、畏兀兒(er) 文、西夏文三種民族文字。“元朝處於(yu) 一個(ge) 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流的時期。錢幣既要照顧不同民族文字的‘多元’，也要遵守圓形方孔的‘一體(ti) ’。”王永生說。

　　在王永生眼中，這樣一枚小小的圓形方孔錢，很可能隱藏著一段民族交融的曆史。漢代五銖錢鑄於(yu) 中原，卻在張騫出使西域後遠走邊疆，在維吾爾族世代居住的新疆和田大量出土；契丹人、黨(dang) 項人最初的貿易形式都是以物易物，不使用錢幣，但都在北宋的影響下改用錢幣交易……

　　遼西夏金元清，這些原本不使用錢幣的少數民族政權，為(wei) 什麽(me) 都要在入主中原後開始鑄造圓形方孔錢？“努爾哈赤建立後金政權後，特意選擇‘天命’為(wei) 年號，鑄造印有滿漢兩(liang) 種文字的‘天命通寶’，以此說明其政權的合法性，表示他認同華夏文明，”王永生說，“自秦創立‘圓形方孔’的錢幣形製後，錢幣就成為(wei) 了一種中華正統身份的象征，見證了‘多元一體(ti) ’中華民族共同體(ti) 意識的構築軌跡。”

　　王永生在“錢眼”裏的這一連串發現，呈現出中華民族交融過程的一隅。此外，他基於(yu) 對錢幣與(yu) 曆史的“跨界”研究，先後編寫(xie) 了《錢幣上的中國史》《三千年來誰鑄幣》《中國貨幣史話》《錢幣與(yu) 西域曆史研究》《新疆曆史貨幣》等學術專(zhuan) 著。然而，長期以來，錢幣研究與(yu) 民族史還是兩(liang) 個(ge) 涇渭分明的研究領域。“研究錢幣的人，往往側(ce) 重辨別真偽(wei) ，或是將錢幣的發展和政治經濟結合起來。研究民族史的人也很多，但錢幣很少出現在他們(men) 的視線內(nei) 。”王永生說。

　　談及將錢幣與(yu) 民族聯係起來的契機，王永生將視線微微抬起，看向了他生活與(yu) 成長的地方——新疆的方向。“我父輩支邊到新疆，我是在伊犁長大的漢族人。村裏三百多戶人家，漢族連十戶都不到。我當時就想，周圍這些維吾爾族人的生活習(xi) 慣，他們(men) 的長相和服飾，為(wei) 什麽(me) 跟漢族不一樣？”王永生說。

　　成長於(yu) 多民族社區的經曆，讓王永生產(chan) 生了對維吾爾族的濃厚興(xing) 趣。他早早地開始翻閱書(shu) 籍，了解新疆民族曆史，並在大學期間係統學習(xi) 了維吾爾語。王永生大學畢業(ye) 後，憑借自己對新疆曆史和維吾爾語的了解，參與(yu) 編寫(xie) 《新疆錢幣》一書(shu) 。從(cong) 公元一世紀的“漢佉二體(ti) 錢”，到1951年發行的背印維吾爾文的人民幣，該書(shu) 囊括了兩(liang) 千多年間新疆地區曆史上鑄造或流通的貨幣，也讓王永生打開了通往貨幣世界的大門。

　　1989年，費孝通先生提出“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ti) 格局”，王永生意識到，自己正研究的貨幣，剛好能清晰地體(ti) 現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ti) ”的特點。農(nong) 耕文化所產(chan) 生的布幣，漁獵文化所產(chan) 生的刀幣，楚地文化產(chan) 生的蟻鼻錢，本來如滿天星鬥般遍布中華各地。秦統一後，確定“圓形方孔”為(wei) 錢幣標準，被後世王朝沿襲使用了兩(liang) 千多年。“古代錢幣作為(wei) 國家主權的象征，最直接地體(ti) 現出了統治者的意誌，是各少數民族認同華夏文化、自視為(wei) 正統的一個(ge) 重要象征。”王永生說。

　　不僅(jin) 如此，不同於(yu) 書(shu) 法繪畫、桌椅碗碟等文物，錢幣的流通範圍覆蓋了曆代王朝的疆域，見證了更廣泛的曆史。上到王侯將相，下到普通百姓，隻要是參與(yu) 到社會(hui) 經濟活動當中，就離不開使用錢幣。“有錢的人用瓷器、沒錢的人隻能用陶器，貴族穿絲(si) 綢，老百姓隻能穿麻布。但錢幣不一樣，它真真切切地參與(yu) 到了所有人的社會(hui) 生活中。”王永生說。

　　時至今日，見證過民族融合的“圓形方孔”錢成為(wei) 了曆史遺物，但早期的人民幣設計中仍然包含著民族團結的主題。第一套人民幣加印了少數民族文字版；第二套5元券正麵選用了“各族人民大團結”的情景；第三套10元券在左上角印有蒙古族、藏族、維吾爾族、壯族等四種少數民族文字。“新中國成立後倡導各民族‘平等、團結、互助’，這種關(guan) 係就體(ti) 現在了人民幣上。”王永生說。(完)

　　(《中國新聞》報記者李騰飛 作者任德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