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昉（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zhuan) 家、學部委員）

　　基於(yu) “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我國2025年要成為(wei) 高收入國家，2035年要成為(wei) 中等發達國家。這是一個(ge) 定性和定量結合的要求，其中定量就是要求我國GDP總量在15年裏翻一番，人均GDP大約也要翻一番。同時，根據居民收入與(yu) 經濟增長基本同步的要求，城鄉(xiang)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水平也要翻一番。按照此邏輯，一方麵，消除城鄉(xiang) 二元結構是共同富裕的一項重要要求，另一方麵，推進城鄉(xiang) 融合發展的過程也是促進共同富裕的必要途徑和手段。目前，我國正處於(yu) 破除二元結構的窗口期，緊迫性與(yu) 機遇並存，通過破解城鄉(xiang) 二元結構，“三農(nong) ”發展也可以對中國經濟增長作出自身貢獻。

　　中國二元結構的具體(ti) 表現

　　首先，城鄉(xiang) 收入差距仍然偏大。雖然在過去十餘(yu) 年中城鄉(xiang) 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縮小，但是從(cong) 基尼係數仍然顯著大於(yu) 0.4，且至少一半的貢獻來自城鄉(xiang) 收入差距這個(ge) 情況可判斷，我國城鄉(xiang) 收入差距仍過大。這也說明，在任何國家，初次分配本身不能完全解決(jue) 收入差距問題，需要通過再分配才能大幅降低基尼係數，同時縮小城鄉(xiang) 收入差距。

　　其次，基本公共服務尚不均等。從(cong) 某種程度上看，我國城鄉(xiang) 居民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務方麵的不平等程度甚至比收入差距還大。例如，城鄉(xiang) 二元結構反映在城鄉(xiang) 居民的社會(hui) 保障方麵差距比較大。我國目前大概有10億(yi) 人已經被社會(hui) 養(yang) 老保險覆蓋，大概有2.9億(yi) 人實際領取社會(hui) 養(yang) 老保險。但在這些人中有56.6%，也就是說1.61億(yi) 人領取的是城鄉(xiang) 居民養(yang) 老保險，領取養(yang) 老金數額僅(jin) 占全部發放金額的5.9%。鑒於(yu) 城鄉(xiang) 居民養(yang) 老保險中農(nong) 村居民占比較大，這個(ge) 數字反映的較大差距，也就是城鄉(xiang) 養(yang) 老保險的差距。

　　最後，不徹底的城鎮化降低社會(hui) 流動性。現行戶籍製度造成城鎮化的不徹底性和不完全性，進而降低了社會(hui) 流動性。社會(hui) 流動不充分表現在很多方麵，非正規就業(ye) 是其中一個(ge) 重要體(ti) 現。我國未落戶農(nong) 民工在城市就業(ye) 大多數屬於(yu) 非正規類型。目前城鎮就業(ye) 中個(ge) 體(ti) 就業(ye) 和派遣工是典型的非正規就業(ye) ，至少占全部就業(ye) 的30%。非正規就業(ye) 意味著就業(ye) 不穩定、工資報酬偏低、社會(hui) 保險覆蓋不充分，以及職業(ye) 提升空間小。就業(ye) 非正規化嚴(yan) 重降低了社會(hui) 流動性，尤其是減少了向上流動的機會(hui) 。此外，戶籍身份的固化還降低農(nong) 民工外出、出縣、出省和進城的比例，並造成留守的老人、女性、兒(er) 童以及與(yu) 之相關(guan) 的社會(hui) 問題，進一步降低了社會(hui) 流動性。

　　中國經濟未來15年挑戰

　　這些問題如何影響我國未來15年實現經濟社會(hui) 發展目標？這需要從(cong) 中國經濟麵臨(lin) 的挑戰來看。首先，中國的人口在加速老齡化，因此一個(ge) 重要的挑戰就是應對即將來臨(lin) 的第二次人口衝(chong) 擊。老齡化也是全世界的一個(ge) 共同特點。但中國的特殊性在於(yu) 未富先老，我們(men) 還沒有成為(wei) 高收入國家，但老齡化程度已經非常接近高收入國家，遠遠超過了其他發展中國家。在老齡化的過程中通常會(hui) 有兩(liang) 個(ge) 重要的人口轉折點，兩(liang) 個(ge) 轉折點都會(hui) 給經濟帶來衝(chong) 擊，但它們(men) 的衝(chong) 擊性質不一樣。在過去十餘(yu) 年的時間裏，我們(men) 已經度過了第一個(ge) 人口轉折點對中國經濟的衝(chong) 擊，即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在2010年達到頂峰後，開始以每年幾百萬(wan) 的速度負增長。由此產(chan) 生的勞動力短缺、人力資本改善放慢、資本回報率下降、生產(chan) 率提高速度放慢等，為(wei) 中國經濟帶來了供給側(ce) 的衝(chong) 擊。

　　2025年之前，我國將達到總人口的峰值，隨後進入人口負增長，即第二個(ge) 重要的人口轉折點。這對中國經濟的增長將造成新的需求側(ce) 衝(chong) 擊，如何實現潛在增長率將成為(wei) 新的挑戰。具體(ti) 表現為(wei) 三種效應不利於(yu) 居民消費：第一是人口總量效應。人口數量停滯，消費需求也就停滯，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人口負增長，消費也會(hui) 負增長。第二是年齡結構效應。由於(yu) 中國老齡化嚴(yan) 重，且老年人的收入水平、社會(hui) 保障水平和覆蓋率不高，所以老年人的消費能力和消費傾(qing) 向不足，使得中國的消費需求難以擴大。第三是收入分配效應。由於(yu) 富人傾(qing) 向於(yu) 儲(chu) 蓄，而窮人又滿足不了消費意願，因此，收入差距過大會(hui) 導致消費的不足、過度的儲(chu) 蓄，從(cong) 需求側(ce) 抑製中國經濟的增長。

　　我們(men) 可以以國外機構對中國經濟的悲觀預測作為(wei) 參照係，看應對這些挑戰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如凱投國際認為(wei) 中國由於(yu) 未來勞動力增長是負的，因此難以實現自己的增長目標，預計中國不會(hui) 超過美國成為(wei) 第一大經濟體(ti) 。再如韓國央行認為(wei) 中國未來15年增長速度可能僅(jin) 為(wei) 3.5%～4%之間。我們(men) 來做一個(ge) 粗略的模擬。假設美國經濟以2.25%的速度增長，而中國為(wei) 實現經濟翻一番需以每年5%左右的速度增長，那麽(me) 大體(ti) 上在2030年之後超過美國。但如果按照韓國央行的預測，中國隻能實現每年3.75%的增長速度，則無法實現超越美國的目標。悲觀的預測主要基於(yu) 兩(liang) 個(ge) 原因：第一，伴隨老齡化加深，中國未來的勞動力將是負增長，削弱了經濟增長潛力，這是供給側(ce) 的因素；第二，中國人口負增長抑製消費，使既有增長潛力不能實現。這兩(liang) 個(ge) 理由其實是不成立的。我們(men) 可以以供給側(ce) （勞動力供給）和需求側(ce) （居民消費）改革為(wei) 著力點，通過消除城鄉(xiang) 二元結構應對經濟增長挑戰。

　　破除二元結構的關(guan) 鍵抓手

　　首先，提高勞動生產(chan) 率是關(guan) 鍵。目前，我國80%的農(nong) 業(ye) 勞動力對應的耕種麵積僅(jin) 在1畝(mu) 到7畝(mu) 之間，對比一些國家家庭農(nong) 場擁有的大規模土地麵積，中國農(nong) 業(ye) 的勞動生產(chan) 率提高受到土地規模的嚴(yan) 重製約。據世界銀行的數據，我國農(nong) 業(ye) 勞動力生產(chan) 率為(wei) 3830美元/年，僅(jin) 為(wei) 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的12%，甚至低於(yu) 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為(wei) 應對這個(ge) 問題，一方麵要靠分子效應，即依靠科技提高單位勞動的農(nong) 業(ye) 增加值；另一方麵要靠分母效應，即通過向非農(nong) 產(chan) 業(ye) 轉移減少單位產(chan) 出使用的勞動力。

　　其次，勞動力轉移和城鎮化助力經濟增長。假設在“十四五”期間，農(nong) 業(ye) 勞動力的比重降低10個(ge) 百分點，即從(cong) 23%降到13%，那麽(me) 每年非農(nong) 勞動力供給可以增加2.7%。這就否定了凱投國際和韓國央行關(guan) 於(yu) 中國未來勞動力是負增長的假設。這就是真金白銀的改革紅利，即通過促進勞動力轉移來增加勞動力供給，進而提高潛在增長率。在需求側(ce) ，如果能夠消除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與(yu) 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之間的差別，即可增加2.6億(yi) 城鎮戶籍人口。按照OECD研究人員的估計，農(nong) 民工獲得城鎮戶口後，其他條件不變，消費支出即可提高30%。如果繼續促進勞動力轉移，農(nong) 村勞動力轉移到城鎮，他們(men) 的消費也可提高30%。可見，以人為(wei) 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可以大幅度擴大居民消費需求。

　　再次，規模經營既有潛力也有需求。小農(nong) 戶利用各種生產(chan) 社會(hui) 化服務，在實際擁有的耕種麵積不變的情況下，也可以實現規模經營，獲得規模經濟收益。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曾經指出過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要素的“不可分性”具有特殊的表現。這裏，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托管就是解決(jue) 不可分性、實現規模經營的典範。目前，我國托管麵積畝(mu) 次占農(nong) 作物總播種麵積的2/3，這種降成本增利潤的社會(hui) 化服務的推廣，就是在穩定農(nong) 戶土地承包經營權前提下中國特色的規模經營道路。

　　最後，科技創新和科技向善。金融創新、技術創新、產(chan) 品市場創新可以解決(jue) 很多的問題，包括豬循環的難題。難點不在於(yu) 創新能力，而在於(yu) 農(nong) 業(ye) 比較效益低、在技術上存在免費搭車現象，因而不能產(chan) 生創新激勵。因此，第三次分配領域不僅(jin) 要倡導慈善事業(ye) ，更主要的是鼓勵企業(ye) 履行社會(hui) 責任，包括倡導科技向善。例如，大數據可以解決(jue) 很多過去技術解決(jue) 不了的問題，關(guan) 鍵在於(yu) 要創造一種激勵和氛圍，形成正確的利益導向，讓大數據可以為(wei) “三農(nong) ”服務。這個(ge) 導向不僅(jin) 需要物質回報，更重要的是企業(ye) 的社會(hui) 責任感。

　　綜上，消除二元結構是未來15年重要的改革任務，既不可回避也不容延誤。從(cong) 這裏的分析來看，這些改革都可以產(chan) 生真金白銀的改革紅利，從(cong) 供給側(ce) 看就是提高潛在增長率，從(cong) 需求側(ce) 看就是擴大居民消費，以保障潛在增長率得以實現。當我們(men) 把改革舉(ju) 措落在了鄉(xiang) 村振興(xing) 的整個(ge) 過程中，改革紅利也就可以成為(wei) 戰略實施的動能，可以解決(jue) 鄉(xiang) 村振興(xing) 的資金來源和激勵來源等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