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隨筆】

　　作者：孫正凡（天體(ti) 物理學博士、科普作家）

　　二十四節氣是中國農(nong) 曆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我們(men) 對傳(chuan) 統文化的日益重視，從(cong) 2016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為(wei) 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chan) 以來，二十四節氣這個(ge) 符號得到進一步普及。

　　二十四節氣大部分是以氣象物候之名，但實際上，它們(men) 更重要的本質屬於(yu) 天文學——取冬至為(wei) 始終的太陽回歸年，平均分為(wei) 24份，用以細致地記錄太陽的運行規律。所以節氣屬於(yu) 一種陽曆，而農(nong) 曆是一種陰陽合曆（兼顧月亮和太陽運行）。二十四節氣還決(jue) 定了農(nong) 曆的月份設置和置閏規則，是古代天文曆法工作的基礎。對於(yu) 節氣準確性的追求，貫穿了整個(ge) 中國天文曆法史。我們(men) 熟悉的祖衝(chong) 之、郭守敬等我國古代學者，都對節氣的算法作出了傑出貢獻。當然，今天曆法計算的基礎是牛頓力學和現代天文觀測。可以說，在觀測自然、解決(jue) 生產(chan) 生活中的實際問題時，古今中外的科學家們(men) 麵臨(lin) 的是同樣的問題，不同民族發展出了不同的處理方法，並最終匯聚成為(wei) 現代科學，成為(wei) 現代文明的基礎。

　　注重觀測記錄和規律總結，是中國古代科技的一大特點，沈括的《夢溪筆談》、宋應星的《天工開物》中，都有著至今令人讚歎的閃光點。在天文、地理、氣象、農(nong) 學等領域，古人勤勉的記錄可謂汗牛充棟。這些不可複現的曆史記錄為(wei) 後人追溯和重現曆史現象，發現長期規律準備了寶貴的資料。如自春秋以來，哈雷彗星的曆次回歸在中國古籍中都可以找到記錄；對於(yu) 四百年以前新星、超新星的研究，中國古代記錄幾乎是唯一的目擊資料，為(wei) 現代天體(ti) 物理研究者所重視。而竺可楨先生正是從(cong) 古代史書(shu) 和筆記中，梳理出了中長期曆史物候的變遷，為(wei) 今人進行物候、氣候變化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近些年來，古代科技成果越來越受到重視，專(zhuan) 業(ye) 研究者、科學史學者對相關(guan) 問題的進一步研討、發表的眾(zhong) 多專(zhuan) 業(ye) 和科普著作，讓我們(men) 有機會(hui) 一窺曆史長河裏的科技之光。

　　而科技史研究，其意義(yi) 不僅(jin) 僅(jin) 在於(yu) 對某一學科的具象上的啟迪，它擁有著更多內(nei) 涵。對比古今中西的科學發展曆史，我們(men) 也可以在現代科學基礎上發現古代科學給我們(men) 的啟迪和教訓。

　　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斯蒂文·溫伯格在《第三次沉思》中指出，我們(men) 在研究古代科學的同時，不得不采取某種程度的輝格史觀傾(qing) 向，以現代標準來評判古代科學的進展水平。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二十四節氣及其中國古代對日月運行的算法，在唯象理論上達到很高的水平，（與(yu) 古希臘傳(chuan) 統對比）從(cong) 唯理層次上略有欠缺——中國天文學始終持“天圓地方”模型，在二維球麵上用代數方法描述（擬合）日月運行，缺少了距離討論。所以即便是在郭守敬時代，日月食的計算仍有“當食不食”（計算結果顯示應該發生，實際上卻看不到），並且無法解釋。但我們(men) 似乎沒有在這個(ge) 問題上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而古希臘天文學從(cong) 柏拉圖時代起，就致力於(yu) 建立三維幾何模型，托勒密時代提出了地心說，並為(wei) 一千五百年之後哥白尼科學革命準備好了舞台。

　　這應該讓我們(men) 更加意識到，科學始終來源於(yu) 現實問題，但我們(men) 不能把目光局限在現象層次上，忘記了對知識產(chan) 生過程和未知問題的瞻望。這一點，在我們(men) 今天的科學教育上尤應警惕——科學教育不能隻從(cong) 書(shu) 本到書(shu) 本，而要在注重知識學習(xi) 的同時，激發興(xing) 趣、啟迪愛好，鼓勵更多青少年兒(er) 童熱愛科學、養(yang) 成科學思考的方式。

　　對於(yu) 公眾(zhong) 而言，我們(men) 也應該對比、借鑒世界科學發展的曆史，理解科學發現大多數是“反常識”的。因此，相對於(yu) 其他文化領域，科技領域更需要多樣性觀點和寬容精神、需要批評和爭(zheng) 鳴，因為(wei) 我們(men) 無法事先評判哪一種新思想是正確的，更無法通過計劃書(shu) 來決(jue) 定原創新科學的誕生。這樣，才能為(wei) 促進原創科學技術的產(chan) 生提供豐(feng) 厚的土壤。

　　早在四百年前，徐光啟麵臨(lin) 中國天文曆法方麵的落後，就定下了“欲求超勝，必須會(hui) 通；會(hui) 通之前，必先翻譯”的方針。其時，僅(jin) 僅(jin) 通過一代人的努力，就使中國曆法趕上了當時西方的水平。他更敏銳地意識到了西方學術先進的原因是“無他謬巧也，千百為(wei) 輩，傳(chuan) 習(xi) 講求者三千年，其青於(yu) 藍而寒於(yu) 水者，時時有之”。反觀中國曆史，對自然科學感興(xing) 趣的學者數量不算多，傑出之人“越百載一人焉，或二三百載一人焉”。

　　徐光啟的憂慮如今已經得到解決(jue) ——今天，中國科技事業(ye) 已經天翻地覆，我國的科技人員總量已經位居世界第一位，而隨著“強基計劃”、各類人才計劃的實施、隨著我國科技事業(ye) 的不斷發展，也必將湧現更多領軍(jun) 人物和戰略科學家。

　　遠追古代仁人誌士的初心，實現科技強國的願景，正在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