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報記者 李潔 張哲浩

　　作為(wei) “文景之治”的開創者，漢文帝劉恒的霸陵所在區位，似乎在曆史上早有定論。然而，近千年來被認為(wei) 是漢文帝霸陵的“鳳凰嘴”，卻並不是這位帝王的真正歸宿之所。

　　“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結果揭曉後，陝西西安江村大墓入選。漢文帝霸陵位置的確認，不僅(jin) 糾正了訛傳(chuan) 之誤，也填補了西漢帝陵發展演變的關(guan) 鍵環節。

　　半個(ge) 世紀的考古接力

　　早在元代，就有史料記載漢文帝陵位於(yu) “鳳凰嘴”。“鳳凰嘴”位於(yu) 西安市灞橋區席王街道毛窯院村南的白鹿原畔，是一個(ge) 凸出的山頭，整個(ge) 山形很像帝陵封土。在地勢加持以及史書(shu) “因其山，不起墳”記載的多重影響下，“鳳凰嘴”前立滿碑石，而其中比較重要的則有“康熙二十七年禦製碑”“雍正元年祭祀碑”“嘉慶二十四年禦祭碑”，清代乾隆年間陝西巡撫畢沅題寫(xie) 的“漢文帝霸陵”石碑也在此處。因此，人們(men) 一直認為(wei) 漢文帝的霸陵位於(yu) “鳳凰嘴”。

　　“文獻記載，漢文帝決(jue) 定薄葬，‘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這個(ge) 記載可以說在相當長時間裏誤導了人們(men)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漢陵考古隊隊長馬永嬴說，但隨著考古發現，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江村大墓才是漢文帝的霸陵所在地。

　　2011年至2013年，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焦南峰帶隊對霸陵、南陵展開了大範圍的考古調查與(yu) 勘探工作，大致探明了兩(liang) 座陵區遺存的分布範圍與(yu) 形製布局。“那時，盡管我們(men) 已經探明‘鳳凰嘴’無任何陵墓遺存，但要直接說江村大墓就是霸陵，證據資料還是不足。”馬永嬴說，“直到2019年，我們(men) 驚喜地發現，竇皇後陵和江村大墓的外圍有更大範圍的陵園園牆遺存，這說明江村大墓和竇皇後陵同處一個(ge) 大陵園中。”由於(yu) 西漢的皇帝和皇後合葬使用的是“同塋異穴”的葬製，而同一個(ge) 大陵園體(ti) 現的就是“同塋”，這成為(wei) 確認漢文帝霸陵的關(guan) 鍵性證據。

　　至此，經過半個(ge) 多世紀的考古接力，確定江村大墓為(wei) 漢文帝霸陵的完整證據鏈條已全部呈現：其一，江村大墓有4條墓道，呈“亞(ya) ”字形，且規模巨大，這在漢代是最高級別的墓葬形製，隻有皇帝皇後可以使用；其二，對“鳳凰嘴”進行考古勘察後，沒有發現墓葬和相關(guan) 文物，這對確定江村大墓為(wei) 漢文帝霸陵是個(ge) 強有力的支撐；其三，將竇皇後陵和江村大墓圍合在一起的外陵園的發現，表明了江村大墓與(yu) 竇皇後陵的關(guan) 係符合西漢帝陵帝後“同塋異穴”的葬製；其四，在江村大墓外藏坑發現了諸如“中司空印”“北葆司空”等明器官印，這說明外藏坑象征地下官署機構，數量眾(zhong) 多的外藏坑圍繞江村大墓，它的墓主非皇帝莫屬。

　　“減禮不減製”的薄葬理念

　　“霸陵真正位置的確認，讓田野文物保護及考古研究工作有了明確的對象，也讓人們(men) 對於(yu) 漢文帝的薄葬和節儉(jian) ，有了新的認識。”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漢陵考古隊副隊長曹龍說。

　　漢文帝劉恒為(wei) 西漢第三代皇帝、“文景之治”的開創者。他的陵墓霸陵因“不治墳、欲為(wei) 省、毋煩民”而沒有封土，其地望雖在白鹿原，但具體(ti) 位置卻在曆史演變中逐漸模糊。“此次江村大墓的發現明確了霸陵不再是以‘因山為(wei) 陵’而作為(wei) 西漢帝陵中的一個(ge) 特例，需要重新審視其在西漢帝陵形製布局發展演變中的地位。”曹龍說。

　　江村大墓的形製為(wei) “亞(ya) ”字形，地麵無封土，墓室邊長約73米，四周環繞115座外藏坑，外圍以“石圍界”和門闕形成陵園。竇皇後陵現存“覆鬥形”封土，墓葬呈“亞(ya) ”字形，陵側(ce) 有10多座外藏坑，周圍有夯土園牆和門址。江村大墓和竇皇後陵外圍的夯牆遺址，東(dong) 西殘長1200多米，南北860多米，牆寬約3.5米，該牆址就是圍合江村大墓和竇皇後陵的大陵園牆。在大陵園內(nei) 外，還發現了不同類型的外藏坑、建築（包括陶窯）遺址、陪葬墓等文物遺存。

　　“漢文帝的薄葬，主要的體(ti) 現就是‘減禮不減製’。一是霸陵‘不起封土’，地勢微微隆起，利於(yu) 排水即可；二是霸陵陵園以石為(wei) 界，不修築高大的陵園園牆。但是漢文帝畢竟是一國之君，雖然可以‘減禮’，但是帝王的規製卻要充分體(ti) 現。”曹龍介紹，雖然《史記》和《漢書(shu) 》等多部古籍都曾經記載了漢文帝的薄葬，但是此次霸陵的確認，讓人們(men) 對漢文帝的“薄葬”有了更為(wei) 直觀的認識。

　　彌補西漢帝陵演變關(guan) 鍵環節

　　“從(cong) 學術意義(yi) 上來說，漢文帝開啟了‘文景之治’，當時是西漢轉型的過渡時期，國家的治理體(ti) 係和政治思想都在發生改變，這些變化必然會(hui) 反映在帝陵製度上。”馬永嬴說，霸陵位置的確定，以及陵園形製的掌握，填補了西漢帝陵發展演變的關(guan) 鍵環節，對西漢帝陵製度的考古學研究具有重要意義(yi) 。

　　對於(yu) 西漢政治製度發展演變研究來講，霸陵的雙重陵園、帝陵居中、象征官署機構的外藏坑圍繞帝陵布局等，均為(wei) 西漢帝陵中最早出現的，表明了皇帝獨尊、中央集權的西漢帝國政治理念的初步確立。霸陵的形製布局上承長陵、安陵的基本要素，下啟陽陵、茂陵等陵園規製，是研究、探討以西漢王朝為(wei) 代表的中國古代國家陵墓製度、政治思想、意識形態發展變化的重要實物資料。同時，也折射出西漢帝國國家政治思想、意識形態的發展、變化。

　　此外，南陵外藏坑出土了眾(zhong) 多帶有動物形象的金銀器，包括熊、狼、豹子等。這些金銀器具有典型的草原文化風格，體(ti) 現了先秦兩(liang) 漢時期中原文化和草原文化的交流融合，也見證了中華文明由“多元”到“一體(ti) ”的曆史發展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