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子今(西北大學曆史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古文字與(yu) 中華文明傳(chuan) 承發展工程”協同攻關(guan) 創新平台成員）

　　中國禮俗與(yu) “節氣”相關(guan) 的文化傳(chuan) 統，是在對“天人之際”神秘關(guan) 係的體(ti) 會(hui) 、觀察、探索和理解中生成的，體(ti) 現出認識自然與(yu) 人之關(guan) 係的智慧。“二十四節氣”對自然規律的總結，作為(wei) 季候與(yu) 農(nong) 事關(guan) 係的經驗，在秦漢時期得以達成普遍共識，並全麵影響社會(hui) 生產(chan) 與(yu) 社會(hui) 生活。相關(guan) 文化理念對後世風俗形成某種規範。所謂“節令”“節慶”調節社會(hui) 節奏的作用，在秦漢時期也已經可以看到初期表現。

　　李約瑟注意到古代中國人“非常強調自然界的統一性以及個(ge) 人與(yu) 自然的合一”（《中國科學技術史》導論，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就漢代而言，除司馬遷“究天人之際”為(wei) 人們(men) 熟知而外，董仲舒討論的“天人之應”“天人之征”，公孫弘所謂“明天人分際”，以及《韓詩外傳(chuan) 》“合天人之際”，《淮南子》“明於(yu) 天人之分”等，都體(ti) 現對同一命題的關(guan) 注。《說文·竹部》中說：“節，竹約也。”段玉裁注：“引申為(wei) 節省、節製、節義(yi) 字。”“節”作為(wei) 指意時間的語匯，應當與(yu) 確定的日期間隔有關(guan) ，提示了生產(chan) 與(yu) 生活的秩序。在以農(nong) 耕為(wei) 主體(ti) 經濟形式的傳(chuan) 統社會(hui) ，有關(guan) “節氣”“節令”“節慶”的思想創見和禮俗構成，是值得珍視的文化遺產(chan) ，體(ti) 現了中華民族對世界文化寶庫的貢獻。

　　“風雨時節”理想

　　漢代文字遺存中多見以“風雨時節”形式表達的對適宜農(nong) 耕生產(chan) 正常氣候的慶幸和祝願。漢鏡銘文多見“多賀國家人民息，風雨時節五穀孰”文句。“風雨時節五穀孰”，又寫(xie) 作“風雨時節五穀熟”。又《三公山碑》“皇靈□佑，風雨時節”，《曹全碑》“風雨時節，歲獲豐(feng) 年”，也都體(ti) 現“風雨時節”是共同的社會(hui) 理想。“風雨時節”，既是民間通行的吉祝，也是政治文化話語。晁錯對策論“治國大體(ti) 之功”，包括生態保護，“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chan) ，皆被其澤”，這樣則可以“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孰”（《漢書(shu) ·晁錯傳(chuan) 》）。“四時節”“風雨時”，就是“風雨時節”。

　　與(yu) “風雨時節”相反的情形，是“風雨不節”。《史記·樂(le) 書(shu) 》載：“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周易參同契》也說：“風雨不節，水旱相伐。蝗蟲湧沸，群異旁出。天見其怪，山崩地裂。”居延漢簡可見“始春不節”簡文。相近的意思，又有“始春未和”“方春時氣不調”等對於(yu) 異常氣候的表達與(yu) 記載。敦煌漢簡可見“春時風氣不和”“方春不和時”等記載，意義(yi) 也是相近的。

　　《呂氏春秋》“十二紀”強調，施政要依照由長期農(nong) 耕生活經驗總結的十二月令行事。“風雨不時”，與(yu) 政策失誤有關(guan) 。《呂氏春秋·孟春紀》說：“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槁，國乃有恐。”又《季春紀》：“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仲夏紀》：“（仲夏）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yu) 疫。”《仲秋紀》：“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大恐。”這一理念在漢代得以繼承。《淮南子·時則》寫(xie) 道：“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旱落，國乃有恐。”“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有大恐。”違背了“時序”“時政”“時則”，則可以導致山林“草木”的原有生命秩序被破壞，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必然受到影響，或“民殃於(yu) 疫”，甚至致使“國乃有恐”“國有大恐”，危及國家安定。

　　“時序”原則：《呂氏春秋》“十二紀”與(yu) 《禮記·月令》

　　《呂氏春秋》“十二紀”係統記述了一年十二個(ge) 月的天象規律、物候特征、生產(chan) 程序以及應當注意的諸多事項。《逸周書(shu) 》中《周月》《時訓》《月令》諸篇，以及《禮記·月令》《淮南子·時則》等，也有大體(ti) 相近的內(nei) 容。所謂“時政”“時則”，強調了一種秩序。這種秩序自有自然的原則。漢代人的習(xi) 用語“時序”，有可能即體(ti) 現了這種原則。漢代瓦當有“時序□□”的文字。陳直《秦漢瓦當概述》寫(xie) 道：“時序殘瓦，僅(jin) 存右邊，《東(dong) 都賦明堂詩》雲(yun) ：‘五位時序’，亦同此義(yi) 。”（《摹廬叢(cong) 著七種》，齊魯書(shu) 社1981年版）瓦文“時序”因文字不完整，語義(yi) 未可揣斷，但是在漢代人的生態環境意識中確實有“時序”的觀念在起作用。《史記·五帝本紀》記載，堯考察舜的執政能力，“善之”，於(yu) 是使舜參與(yu) 國家管理，“百官時序，賓於(yu) 四門”。這裏所謂“時序”似乎難以進行確切解說。司馬遷對於(yu) 舜正式當政後的表現，也有一段文字說到“時序”：“舜舉(ju) 八愷，使主後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對於(yu) “時序”，張守節《正義(yi) 》解釋：“言禹度九土之宜，無不以時得其次序也。”

　　《史記·禮書(shu) 》張守節《正義(yi) 》寫(xie) 道：“天地位，日月明，四時序，陰陽和，風雨節，群品滋茂，萬(wan) 物宰製，君臣朝廷尊卑貴賤有序，鹹謂之禮。”“禮”的範疇之中，似乎“四時序”比“君臣朝廷尊卑貴賤有序”的政治等級製度還要重要，直接關(guan) 係到“陰陽和，風雨節”。

　　“二十四節氣”作為(wei) 氣候規律認識的一種標誌性總結，是中國古代農(nong) 人科學發現的成就。有研究指出，“二十四節氣是我國傳(chuan) 統曆法的中心內(nei) 容之一，它不但包含著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對農(nong) 業(ye) 氣候的精辟認識，而且準確地反映了由於(yu) 地球公轉而形成的日地關(guan) 係，成為(wei) 掌握農(nong) 事季節的可靠依據”。研究者“考定二十四節氣大致萌芽於(yu) 夏商時期，在戰國時期已基本形成，並於(yu) 秦漢之時趨向完善並定型”（沈誌忠：《二十四節氣形成年代考》，《東(dong) 南文化》2001年第1期）。然而《呂氏春秋》中出現的後世作為(wei) 正式節氣的隻有《孟春紀》所見“立春”，《仲春紀》所見春“日夜分”即“春分”，《孟夏紀》所見“立夏”，《仲夏紀》所見夏“日長至”即“夏至”，《孟秋紀》所見“立秋”，《仲秋紀》所見秋“日夜分”即“秋分”，《孟冬紀》所見“立冬”，《仲冬紀》所見冬“日短至”即“冬至”。《呂氏春秋·音律》也說：“仲冬日短至”，“仲夏日長至”。如果說“二十四節氣”在“秦漢之時”“定型”，則應當是逐步實現的。其中有些細節我們(men) 尚不知曉。

　　然而，我們(men) 可以明確，“節氣”的說法，在漢代已經使用。《論衡·寒溫》寫(xie) 道：“寒溫天地節氣，非人所為(wei) 明矣。”《續漢書(shu) ·律曆誌下》“曆法”條“節氣”字樣出現多至6次。

　　關(guan) 於(yu) 《呂氏春秋》“十二紀”與(yu) 《禮記·月令》的關(guan) 係，有必要說明。《禮記》成書(shu) 年代是至今未能明確的文獻學史難題。雖然有《月令》成於(yu) 周公之手的說法，如唐陸德明《經典釋文》言“蔡伯喈、王肅雲(yun) 周公所作”，但是東(dong) 漢經學大師鄭玄則指出：“（《禮記·月令》）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禮》家好事者抄合之，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陸德明也判斷“此是《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刪合為(wei) 此”。清人朱彬《禮記訓纂》明確讚同鄭玄說，又“申鄭旨釋之”，列舉(ju) “四證”。孫希旦《禮記集解》則指出：“愚按是篇雖祖述先王之遺，其中多雜秦製，又博采戰國雜家之說，不可盡以三代之製通之。”《說文·蟲部》“蝗”字條下段玉裁注也說到《月令》的著作權人問題：“……《月令》呂不韋所作。”有關(guan) “《月令》呂不韋所作”及“其中多雜秦製”的意見值得我們(men) 重視。或許周秦在關(guan) 中地區的農(nong) 業(ye) 優(you) 勢促成了相關(guan) 知識的成熟。而所謂“又博采戰國雜家之說”，認為(wei) 其以周秦知識為(wei) 本，同時綜合了“戰國”時期諸子之學的思想成就，反映了相關(guan) 知識逐步完善的脈絡。

　　　值得關(guan) 注的生態保護意識

　　《呂氏春秋》的“十二紀”涉及生態保護的內(nei) 容，特別值得我們(men) 重視。例如，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澤”，又“禁止伐木”。仲春之月，“無焚山林”。季春之月，“無伐桑柘”。此外又有仲夏之月不許燒炭，季夏之月禁止砍伐山林等規定。《逸周書(shu) 》的《周月》《時訓》《月令》等篇，以及《禮記·月令》《淮南子·時則》等，也都有這樣的內(nei) 容。前引晁錯所謂“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chan) ，皆被其澤”，也表達了同樣的理念。《漢書(shu) ·宣帝紀》記錄元康三年（前63年）六月詔：“其令三輔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彈射飛鳥。具為(wei) 令。”以帝王詔令形式宣布了生態保護法令。以《月令》指導政策，可能在西漢中期以後更為(wei) 明確。所謂“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彈射飛鳥”，正是《月令》所強調的保護生態環境的禁令。如《呂氏春秋·孟春紀》：“無覆巢，無殺孩蟲胎夭飛鳥，無麛無卵。”《禮記·月令》：“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

　　據《漢書(shu) ·魏相傳(chuan) 》記載，漢宣帝時，禦史大夫魏相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主張順應陰陽四時執政：“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熟……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xing) 。夫風雨不時，則傷(shang) 農(nong) 桑；農(nong) 桑傷(shang) ，則民饑寒；饑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奸宄所繇生也。”君王的“動靜”必須遵循“道”，“奉順陰陽”，這樣才能“風雨時節”“五穀熟，絲(si) 麻遂”，而相反導致的“風雨不時”，則會(hui) 全麵危害社會(hui) 。

　　《漢書(shu) ·元帝紀》寫(xie) 道，漢元帝初元三年（前46年）六月，因氣候失常，“風雨不時”，詔令：“有司勉之，毋犯四時之禁。”又永光三年（前41年）十一月詔書(shu) 以地震雨澇之災，責問：“吏何不以時禁？”唐代學者顏師古注：“時禁，謂《月令》所當禁斷者也。”漢哀帝初即位，李尋就災異頻繁發表意見，以為(wei) “四時失序”，與(yu) “號令不順四時”有關(guan) ，強調應當“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yan) 《月令》”。李尋建議皇帝身邊的臣下都應當“通知《月令》之意”。如果皇帝頒布的命令有不合於(yu) “時”的，應當及時指出，“以順時氣”。李尋自稱曾經“學天文、《月令》、陰陽”，可知西漢時《月令》已經成為(wei) 專(zhuan) 學。而所謂“時月之令”，可能就是《月令》和“時禁”即“四時之禁”的統稱。《後漢書(shu) 》有“奉四時之令”的說法，李賢注：“‘奉四時’謂依《月令》也。”

　　居延漢簡中有關(guan) 於(yu) “吏民毋犯四時禁”和“吏民毋得伐樹木”的內(nei) 容，體(ti) 現了當時維護生態環境的製度已普及到基層。而所謂“有無四時言”，反映了對於(yu) 執行這種製度的紀律檢查機製。基層軍(jun) 事組織按時上報文書(shu) 即“吏民毋犯四時禁”及“吏民毋得伐樹木”檔案的形成，反映了這種機製的嚴(yan) 肅性。

　　敦煌懸泉置漢代遺址發掘出土的泥牆墨書(shu) 《使者和中所督察詔書(shu) 四時月令五十條》，其中也有關(guan) 於(yu) 生態保護的內(nei) 容。如“孟春月令”規定：“禁止伐木。謂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盡八月。草木零落，乃得伐其當伐者。”“毋撻剿。謂剿空實皆不得撻也。空剿盡夏，實者四時常禁。”“毋殺□蟲。謂幼小之蟲、不為(wei) 人害者也，盡九〔月〕。”“毋殺孡。謂禽獸(shou) 、六畜懷任有孡者也，盡十二月常禁。”“毋夭蜚鳥。謂夭蜚鳥不得使長大也，盡十二月常禁。”“毋麛。謂四足……及畜幼小未安者也，盡九月。”“毋卵。謂蜚鳥及雞□卵之屬也，盡九月。”“中春月令”規定：“毋□水澤，□陂池、□□。四方乃得以取魚，盡十一月常禁。”“毋焚山林。謂燒山林田獵，傷(shang) 害禽獸(shou) □蟲草木……〔正〕月盡。”“季春月令”規定：“毋彈射蜚鳥，及張網，為(wei) 他巧以捕取之。謂□鳥也……”“孟夏月令”規定：“毋大田獵……”開篇稱“太皇太後詔曰”，日期為(wei) “元始五年五月甲子朔丁醜(chou) ”（《敦煌懸泉月令詔條》，中華書(shu) 局2001年版），這一文件明確作為(wei) 詔書(shu) 頒布，卻並不見於(yu) 《漢書(shu) 》，是通過考古獲取的重要信息。

　　氣候變遷與(yu) “二十四節氣”次序變化

　　“二十四節氣”，《續漢書(shu) ·祭祀誌下》稱作“二十四氣”。有學者曾發現，其先後次序在漢代發生過變動。宋代學者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五《儀(yi) 禮》中指出：“漢始以驚蟄為(wei) 正月中，雨水為(wei) 二月節。”“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為(wei) 正月中，驚蟄為(wei) 二月節，迄今不改。”“又按《三統曆》：穀雨三月節，清明中。而《時訓》《通卦驗》清明在穀雨之前，與(yu) 今曆同。”宋人鮑雲(yun) 龍《天原發微》卷三下《司氣》也說：“漢始以驚蟄為(wei) 正月中，雨水為(wei) 二月節。至前漢末始改。”“《三統曆》穀雨三月節，清明中。按《通卦驗》及今曆以清明為(wei) 三月節，穀雨中，並與(yu) 《律曆誌》同。”現今“雨水—驚蟄”“清明—穀雨”的次序，曾經是“驚蟄—雨水”“穀雨—清明”。這與(yu) 當時的氣候較現今溫暖有關(guan) 。

　　宋元之際學者金履祥曾經推定周秦兩(liang) 漢時的氣溫可能比宋元時代高。秦嘉謨編《月令粹編》卷二三分析，“金氏履祥疑下者陽氣特盛，啟蟄獨早。”“啟蟄”就是“驚蟄”。清人劉獻廷《廣陽雜記》卷三又以花期比較各地氣候，由此推論古今氣候差異。他說：“今曆本亦載七十二候，本之《月令》，乃七國時中原之氣候也”，而“今之中原，已與(yu) 《月令》不合”。“陽氣特盛”導致“驚蟄”先於(yu) “雨水”的認識，竺可楨考察曆史時期氣候變遷時，曾經有所參考（《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

　　“節令”“節慶”：禮俗規範與(yu) 行政參與(yu)

　　《周易參同契》有“象時順節令”句。“節令”，現在指節氣時令。《齊民要術》卷五《種桑柘》：“三月，清明節，令蠶妾治蠶室，塗隙穴，具槌、 、箔、籠。”這裏的“節”“令”不連讀，但是“清明節”在漢代已經是民間通常稱作“節”的日子，卻是比較明確的事實。其他文獻所見的說法也作“清明節”。

　　“節慶”一詞的使用，較早的例證見於(yu) 《華陽國誌》：“縣收得盜賊，長文引見誘慰。時適蠟晦，即遣歸家。獄先有係囚，亦遣之。謂曰：‘教化不厚，使汝等如此，長吏之過也。蠟節慶祈，歸就汝上下，善相歡樂(le) ，過節來還。當為(wei) 思他理。’群吏惶遽爭(zheng) 請，不許。尋有赦令，無不感恩。所宥人輟不為(wei) 惡，曰：‘不敢負王君。’”其中明確說到“蠟晦”“蠟節”“節後”。而“蠟節慶祈”也是包涵“節慶”字樣的。這裏說的應是西晉故事，反映出“節慶”在西晉已經是社會(hui) 習(xi) 用語。《藝文類聚》卷三晉張華《冬初歲小會(hui) 詩》“節慶代序，萬(wan) 國同休”等都可見“節慶”，也許可以看作秦漢以來民間“節慶”禮俗的沿承。

　　“蠟晦”“蠟節”作為(wei) “節慶”日子，在秦史中有記錄。《史記·秦本紀》記載：“（秦惠文王）十二年，初臘。”張守節《正義(yi) 》說：“十二月臘日也。秦惠文王始效中國為(wei) 之，故雲(yun) 初臘。”又說“臘”的字義(yi) ，是“獵禽獸(shou) 以歲終祭先祖，因立此日也。”同時引錄《風俗通》的說法：“《禮傳(chuan) 》雲(yun) ‘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蠟，漢改曰臘。’”又說，“蠟者，索也。歲十二月聚萬(wan) 物而索饗之”。看來，“蠟節”“臘節”是“中國”即中原早有的“歲終祭先祖”的日子，是日“聚萬(wan) 物而索饗之”。秦人崛起於(yu) 西北，“效中國為(wei) 之”。不過，秦漢大一統政治格局形成之後，這一民間“祭”“饗”禮祀成為(wei) 國家典禮。“（秦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史記·秦始皇本紀》）。《續漢書(shu) ·禮儀(yi) 誌中》有“臘”條，說“季冬之月”“勞農(nong) 大享臘”，指出“臘”是民間“節慶”，而“勞農(nong) 大享臘”則已經是國家行為(wei) 。“蠟節”前一天的群體(ti) 活動特別引人注目：“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wei) 侲子。皆赤幘皁製，執大鞀。”由專(zhuan) 門的官員領隊，“以逐惡鬼於(yu) 禁中”。《續漢書(shu) ·祭祀誌下》記載：“自洛陽諸陵至靈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祠。”說明東(dong) 漢王朝確定的“祭”“饗”製度，已經形成比較完備的體(ti) 係。“晦望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都成為(wei) 某種意義(yi) 上的“節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