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shu) 評介】

　　整體(ti) 研究法：故宮學的史學方法論意義(yi)

　　——以《紫禁城——一部十五世紀以來的中國史》為(wei) 例

　　作者：毛佩琦（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鄭欣淼的《紫禁城——一部十五世紀以來的中國史》（以下簡稱《紫禁城》）出版了。在該書(shu) 的學術座談會(hui) 上，與(yu) 會(hui) 者再次論及了故宮學的意義(yi) 。故宮學是故宮博物院原院長鄭欣淼在2003年提出的一個(ge) 學術概念。概念一經提出，便顯示出了它的效力，隨之產(chan) 生了一大批研究故宮的成果。在鄭欣淼自己關(guan) 於(yu) 故宮的十餘(yu) 部著作中，就有七部是在故宮學的學術框架下完成的。

　　當故宮學概念最早提出時，並沒有得到學術界的一致認同。認同故宮學的學者，大多也僅(jin) 把它視同於(yu) 敦煌學、紅學那樣一個(ge) 新興(xing) 的學科分支。然而在研究實踐中，故宮學日益顯示出它的特殊的性質，尤其是在研究方法上。《紅樓夢》是一部小說，對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小說文本上；敦煌屬於(yu) 文物遺存，對它的研究除了壁畫、雕塑外，主要是敦煌文書(shu) ；而故宮則是一個(ge) 包羅萬(wan) 象的存在。涉及故宮的“史料”，既有文物，包括不可移動的、可移動的，又有文獻，包括書(shu) 麵的和地下發掘的。涉及故宮的曆史既包括政治經濟軍(jun) 事民族外交，也包括禮儀(yi) 社會(hui) 民俗。可以說，故宮見證和承載著一部全方位的曆史。這就決(jue) 定了，任何關(guan) 於(yu) 故宮的研究，都不可能是單一的，都會(hui) 涉及故宮的不同方麵。因此，針對故宮這一研究對象，需要在研究方法上做出調整，而“故宮學”的提出促進了研究者在研究方法上的自覺創新。

　　中國傳(chuan) 統史學一向以文獻為(wei) 主。雖然史學前輩們(men) 也重視行萬(wan) 裏路，踏尋遺址、訪問故老，但史學研究之要在於(yu) 追究、考訂文獻。二十世紀初，隨著我國現代考古學的誕生，史學研究出現一大變化。王國維提出了二重證據法：“吾輩生於(yu) 今日，幸於(yu) 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shu) 之某部分全為(wei) 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現一麵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wei) 之。”二重證據法得到了學術界的廣泛認同，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學術特別是曆史學、考古學等的發展。進入21世紀，以貴州安順屯堡研究為(wei) 契機，一些學者提出了三重證據法。三重證據法的提出是由於(yu) 在當代屯堡人的社會(hui) 生活中，保存了不少明朝初年遷徙駐防於(yu) 此地帶來的明代的語言風俗，包括建築、地戲、服飾乃至世代傳(chuan) 說等。因此，“田野考察”就成為(wei) 研究屯堡的必須。田野考察作為(wei) 屯堡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翼，合紙上之材料、地下之材料而為(wei) “三重”證據。

　　事實上，對故宮的研究也是多維的、立體(ti) 的，或者說，故宮學要求對故宮做整體(ti) 研究。那麽(me) ，故宮學的概念就不僅(jin) 僅(jin) 是一個(ge) 以故宮為(wei) 中心的學科，其中自然包含了新的史學研究方法範式，筆者稱之為(wei) “整體(ti) 研究法”。《紫禁城》是故宮學實踐的一個(ge) 典型，也是整體(ti) 研究法的一個(ge) 典型。該書(shu) 堪稱體(ti) 大思精、剪裁得當、文采斐然，以故宮為(wei) 中心展開了宏大曆史敘事，確如其副標題所說，是“一部十五世紀以來的中國史”。作者認為(wei) ，這部書(shu) 從(cong) 四個(ge) 方麵著眼，即紫禁城作為(wei) 皇宮的建設史、紫禁城作為(wei) 朝廷的政治史、紫禁城作為(wei) 宮廷的生活史、紫禁城作為(wei) 故宮的博物院史，以此呈現紫禁城的生動的整體(ti) 史。

　　曆史自身本是整體(ti) ，後世之研究大都聲稱追求恢複曆史原貌，而實際上，由於(yu) 學科的劃分、著眼點的不同、研究方法的差異，眾(zhong) 多曆史研究一定程度上不自覺地分割了曆史。可以說，《紫禁城》一書(shu) 的整體(ti) 研究方法，不僅(jin) 適用於(yu) 故宮研究，對於(yu) 史學研究也具有普遍意義(yi) 。在筆者看來，“整體(ti) 研究法”與(yu) 二重證據法、三重證據法是可以並列的重要研究方法，是以往各種研究法的發展和推進，將會(hui) 對史學研究產(chan) 生重要影響。

　　那麽(me) ，故宮以外的曆史為(wei) 什麽(me) 也可以使用整體(ti) 研究法呢？這是因為(wei) ，當代學術的發展，使得大量的文獻史料被發掘整理；考古事業(ye) 的發展使得越來越多的地下遺存重見天日；攝影、印刷業(ye) 、互聯網的發展，使得研究者很容易見到各種文物的真容；博物館事業(ye) 的發展，使得研究者得以親(qin) 近各種文物；交通的發達，使研究者能夠去考察各地的文物遺址，這些都使得史學研究者可以不再囿於(yu) 紙上，不再拘於(yu) 鬥室，而能夠對曆史進行整體(ti) 研究。《紫禁城》一書(shu) 的出版，不僅(jin) 使我們(men) 讀到了一部整體(ti) 的、生動的十五世紀以來的中國史，而且使我們(men) 深刻體(ti) 會(hui) 到了整體(ti) 研究法之於(yu) 史學研究的深遠意義(yi) 。

　　《光明日報》（2023年10月09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