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於(yu) 金苗（黑龍江大學講師）

　　文人之“遊”是中國古代重要的社會(hui) 文化現象之一。伴隨著“遊走”，形式多樣的文學創作活動相伴而生，而經曆鼎革的清初（順治元年至康熙中期）更具獨特性。輿圖換稿的現實激生出一大批“不安於(yu) 居”、遊走四方的文人，他們(men) 以遊為(wei) 隱、借遊謀食、因遊求道，也進行了圖謀“複明”、祭奠山水或結交英豪等活動，其“遊走”所構築的文學世界也因之發生變化。誠如魏禧所說：“遊道廣而聲詩盛，近古以來未有過於(yu) 今日。”（魏禧《江湖一客詩敘》）遊走讓文人得江山之助，創作了大量山水、投謁、送別、唱和詩，即便他們(men) 代幕主撰寫(xie) 文章、奏疏、信劄等，也助力於(yu) 清代駢文的複興(xing) 。其中所飽含的心境、動機、境遇與(yu) 前代迥異，促成了諸多文壇“新質”的生成，而諸如編纂、評點詩詞文集對文壇風氣的轉移，流人文學興(xing) 盛等，更帶來了士人人生選擇和治生方式的複雜化，構成審視作為(wei) 文學主體(ti) 的“人”的特殊史料。

　　“遊走”的複雜麵向與(yu) 人生選擇

　　因明清易代，文人“遊走”的動機更為(wei) 多元，呈現出複雜的人生選擇麵向。他們(men) 登山赴水，與(yu) 自然為(wei) 友，甚而苦遊、窮遊，以“浪跡”行為(wei) 自虐自苦。顧炎武曾在“遊”中數謁明孝陵以“尋求悲壯”，行走邊塞以勘察輿地，複國之意味不言自明。還有文人以“遊”來聯絡聲氣，互通消息，鄭成功北上與(yu) 張煌言合兵直逼金陵，就離不開魏耕、歸莊等人的遊走聯絡。

　　飽經喪(sang) 亂(luan) 的清初士人普遍貧困，其遊走也多了一份紅塵苦味，似乎更“世俗”化。他們(men) 往往主動或被動打破“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的人格堅守，“饑驅”成為(wei) 遊走的重要原因。江西易堂諸子因饑驅而遊藝四方，蘇州計東(dong) 亦因饑驅而浪遊南北，學者陳確甚至表示“治生尤切於(yu) 讀書(shu) ”（陳確《學者以治生為(wei) 本論》）。與(yu) 此相關(guan) 的“利達”之誘也是文人紛紛出遊的真正動因，或流寓他鄉(xiang) ，或入幕為(wei) 賓，或坐館為(wei) 師。黃宗羲雲(yun) ：“慨然記甲子蹈東(dong) 海之人，未幾已懷鉛槧入貴人之幕矣。不然，則索遊而伺閽人之顏色者也。”（黃宗羲《陸汝和七十壽序》）計東(dong) 也說過：“往來京師幾二十年，見友人之得為(wei) 幕府上客，揚揚盛車騎出國門者，不可勝數。”（計東(dong) 《贈韓燦之之浙江幕府序》）可見用世之誌與(yu) 謀身之需之於(yu) 文人人生選擇的切要。遊走，讓清初的遊幕進一步職業(ye) 化，擴大了士人的生存空間和治生路徑，也推動了地域間文人的流動與(yu) 切磋。

　　“遊走”的休止符有時就是“流寓”。遍布鄉(xiang) 野與(yu) 城市中的“流寓”現象在清初更加普遍，諸多結社、文會(hui) ，常有流寓者的身影側(ce) 身其間，長期遊食異鄉(xiang) 的曾燦發現某次集會(hui) 中“強半是流寓”。彼時江浙地區的文化繁盛，諸如淮安詩壇的崛起、揚州社集唱和的繁興(xing) 等，多得益於(yu) 流寓文人的引領，朱彝尊斷言“浙詞之盛，亦由僑(qiao) 居者為(wei) 之助”（朱彝尊《魚計莊詞序》）。康熙十八年（1679）的博學鴻詞科促成眾(zhong) 多詩詞文曲大家匯聚京師，其中不少文人曾遊走四方，或因入選為(wei) 官而流寓北方，對南北文化的交融以及全國文化中心的日益北移作出了貢獻。

　　“遊走”與(yu) 文壇新風尚

　　“遊走”帶來了中心城市與(yu) 非中心城市的變化，也帶來了南北文化的充分交流。清初時期，諸多重要的文壇活動與(yu) 風尚新變借由遊走南北的文人通力完成。詩集編選活動如顧有孝《百名家英華》興(xing) 起的宗唐風氣、吳之振《宋詩鈔》引領的宗宋趣尚等，都是南北文人共同參與(yu) 的結果，借由遊走與(yu) 傳(chuan) 播，在江南與(yu) 京師等地產(chan) 生持續性影響，力掃詩壇積習(xi) ，詩風一變而為(wei) 宗唐抑或宗宋，以達到立論、存史與(yu) 標榜聲氣的旨歸。此際，詩文主題征集活動亦興(xing) 盛，文集結撰也隨之完成，其文學建構之功也往往有賴於(yu) 文人的南北遊走。他們(men) 利用詩文主題征集結識四方名流以獲聲名，與(yu) 清初詞壇複興(xing) 局麵息息相關(guan) 的詞集評點活動也來自這一風尚。詞作者與(yu) 評點者在創作、理論與(yu) 實踐上的多維互動，飽含著清詞中興(xing) 的理論自覺，並輻射了南北文壇。

　　遊走文人生存、交往方式的變遷，也與(yu) 文體(ti) 形態發生交互性影響，促進了各類文學體(ti) 式的繁盛。那些赫赫有名的文人時常會(hui) 因請托而作文，較多者為(wei) 銘狀墓表、傳(chuan) 記碑誌、詩文序跋等。他們(men) 應約而完成的文章中有很多見解獨到的佳作，成為(wei) 了解人物、文化、時代的重要文本來源，對清初古文新格局的形成起到強有力的促進作用。戲曲與(yu) 小說則因文人的遊走而得到了雅俗互構的機緣。清初戲曲與(yu) 小說，實際與(yu) 遊走文人進入社會(hui) 後目光真正向下密切相關(guan) ，在內(nei) 容上更關(guan) 注下層、藝術上呈現雅俗互滲的傾(qing) 向，洪昇《長生殿》、孔尚任《桃花扇》都具有作者遊走南北、廣泛接觸社會(hui) 而形成的這一特征。

　　案獄激生中的“遊走”與(yu) 文人心態創作

　　清初著名的科場案、通海案、哭廟案、奏銷案等大案成為(wei) 文人行跡、文學趣尚的重要轉折點，並促興(xing) 了清初的流人、遊人文學。如身陷順治十四年（1657年）科場案的吳兆騫、方拱乾、方孝標、丁澎等皆被流放至東(dong) 北，不幸遭遇和豐(feng) 富閱曆為(wei) 其創作提供了更為(wei) 特殊的素材和多維的情思，助興(xing) 了流人文學的成立。

　　案獄給文人帶來的影響自然延伸到文學創作中，涉案士人在驚懼不安的同時，留下了各種或隱曲或直白的生動記述與(yu) 表達。“憂能傷(shang) 人”（吳偉(wei) 業(ye) 《與(yu) 冒辟疆書(shu) 》）是屢經打擊文人的心態寫(xie) 照，如多豔麗(li) 辭章的吳兆騫流戍後轉為(wei) 偏尚激楚之音，本以豔情當行的彭孫遹詞風“率多悲壯”（李調元《雨村詞話》）。

　　易代後的遊走促生了文人生存空間的擴大，有利於(yu) 其自我心性的塑造以及文學世界的建構，其中主動的地域、文化選擇所呈現的動機、背景、心理內(nei) 容也更為(wei) 豐(feng) 富。要之，以遊走文人的文學視界為(wei) 紐帶，綰合政治局勢、地域空間、學術思想、士人活動、作品文本等多層麵文化因素，在曆史圖景還原基礎上審視各種文學質素的互動關(guan) 係，呈現文壇所構成的動態係統，是考察清初文壇生態和文人文化性格之成長的重要路徑，亦是檢視文壇理應重視的一個(ge) 理論視角。

　　《光明日報》（2023年10月30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