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春光（中國社科院社會(hui) 學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數字化鄉(xiang) 村建設已經被國家納入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之中。國家把數字化建設作為(wei) 向農(nong) 村提供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對於(yu) 改善鄉(xiang) 村生活質量、增強鄉(xiang) 村與(yu) 外部社會(hui) 的聯係和交流、提升鄉(xiang) 村居民的現代化素質、縮小城鄉(xiang) 差距等，無疑是非常重要的。

　　筆者曾提出，當前中國現代化進入了新社會(hui) 轉型時期，其表現不是過去那種從(cong) 農(nong) 村社會(hui) 向城市社會(hui) 、農(nong) 業(ye) 社會(hui) 向工業(ye) 社會(hui) 、傳(chuan) 統社會(hui) 向現代化社會(hui) 、封閉社會(hui) 向開放社會(hui) 、倫(lun) 理社會(hui) 向契約社會(hui) 的轉變；而是同時出現反向的轉變：城鄉(xiang) 突破二元結構，出現城中有鄉(xiang) 、鄉(xiang) 中有城的城鄉(xiang) 融合，農(nong) 業(ye) 與(yu) 其他產(chan) 業(ye) 也走向融合，出現新的業(ye) 態。這一過程中最關(guan) 鍵的要素是數字化。由數字化帶動的新業(ye) 態在鄉(xiang) 村已經出現，比如淘寶村、淘寶鎮、智慧農(nong) 業(ye) 、數字大棚農(nong) 業(ye) 、直播農(nong) 業(ye) 等，農(nong) 旅、文旅等鄉(xiang) 村旅遊經濟新業(ye) 態，以及各類鄉(xiang) 村文創，都與(yu) 數字化緊密關(guan) 聯。新業(ye) 態已經被越來越多的地方當作鄉(xiang) 村振興(xing) 的主打方向。那麽(me) ，數字化給鄉(xiang) 村帶來了什麽(me) 樣的社會(hui) 分化和流動呢？

　　雖然手機在村民當中的普及程度相當高，也有不少村民用手機上網購物，由此帶動農(nong) 村快遞業(ye) 的發展，給村民的農(nong) 產(chan) 品和手工業(ye) 品的銷售提供了機會(hui) ，但是真正形成新的業(ye) 態並不是容易的事。鄉(xiang) 村出現的新業(ye) 態多種多樣，大多圍繞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生態景觀和鄉(xiang) 村文化，通過數字化實現一二三產(chan) 業(ye) 的融合。我們(men) 在實地調研中發現，新業(ye) 態的參與(yu) 主體(ti) 中有普通村民，但是普通村民卻發揮不了帶頭主導作用，能帶頭且發揮主導作用的主體(ti) 往往是政府、村集體(ti) 、企業(ye) 、入鄉(xiang) 的城市市民以及返鄉(xiang) 創業(ye) 者。

　　可以說，當前的數字化鄉(xiang) 村建設不能帶來直接的社會(hui) 流動機會(hui) ，特別是向上流動的機會(hui) ，隻能間接地促進這樣的機會(hui) ，比如有利於(yu) 吸引外部資源進入鄉(xiang) 村，有利於(yu) 鄉(xiang) 村人口到外部尋找發展資源等等。

　　例如，東(dong) 部沿海地區某村有很長的文旦種植史，從(cong) 1983年開始就有村民較大規模地種植文旦。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實施後，當地政府依托文旦種植，將該村打造成文旦旅遊村。該村通過數字化建設構築了電商平台，將文旦種植、采摘、包裝、保存、加工、銷售和運輸等環節連接起來，並融入了文化和旅遊，形成新的產(chan) 業(ye) 形態。不僅(jin) 使種植戶獲得更多的收入，還吸引了部分外出打工青年回流。這樣的新業(ye) 態是否為(wei) 打工者、務農(nong) 者創造了向上流動的機會(hui) 呢？對於(yu) 回流的打工青年，新業(ye) 態確實改善了他們(men) 的就業(ye) 條件和狀態，但還沒有使得他們(men) 實現社會(hui) 階層的躍升；而那些文旦種植戶從(cong) 數字化建設中獲利最多，他們(men) 的生意做得比以前大，但他們(men) 依然是“小老板”“中老板”的角色和身份。當然會(hui) 出現個(ge) 別回流的打工青年通過努力轉變為(wei) 小老板，而大多數老板還是原來的老板。該村有幾十位老板在外經商，他們(men) 中也有部分回村投資文旦產(chan) 業(ye) ，但並沒有借此完成向上的社會(hui) 流動。從(cong) 這個(ge) 案例可以看到，數字化嵌入原來的產(chan) 業(ye) ，並衍生出更多的新產(chan) 業(ye) ，實現了產(chan) 業(ye) 融合。在融合成新產(chan) 業(ye) 、新業(ye) 態的過程中，並沒有解構原先的社會(hui) 結構和關(guan) 係，而是建立在後者的基礎上，因此並沒有拓展出新的社會(hui) 分化渠道和機製。

　　當然，數字化帶來的新業(ye) 態，並不是完全沒有改善社會(hui) 結構的作用。就像上一個(ge) 案例所呈現的，外出打工的青年回流在家門口就業(ye) ，也獲得了創業(ye) 的機會(hui) 。對於(yu) 其個(ge) 人來說，獲得了向上流動，但是並沒有出現很多青年實現向上流動的規模效應。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數字化隻是在原先的社會(hui) 階層結構上促進存量的改善，即完善了原來的社會(hui) 分化和流動機製，讓其變得比以前更有彈性。其原因是，數字化帶來的新業(ye) 態發展需要相應的投入，雖然給務工者和務農(nong) 者提供了投資的機會(hui) ，但是他們(men) 不擁有新業(ye) 態發展所需要的經濟條件，因此隻有少數人能夠利用這一機會(hui) ，即便如此也是沿著原先的社會(hui) 分化和流動機製向上流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