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衛平（蘇州大學社會(hui) 學院教授）

　　人文經濟或文化經濟是人文經濟學的核心概念。人文經濟學主張經濟與(yu) 人文的互動，強調文化包括道德力量、人文關(guan) 懷等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以文化為(wei) 軸心，以經濟為(wei) 動力，實現市場價(jia) 值和文化價(jia) 值的共贏，推動經濟社會(hui) 的可持續發展。蘇州具有悠久而燦爛的曆史文化，明清時期的蘇州，經濟結構出現了某種程度上的“轉型升級”，即從(cong) 過去的農(nong) 業(ye) 重心發展為(wei) 以工商業(ye) 為(wei) 中心。以往學界總是從(cong) 地理環境、交通、市場等方麵研究蘇州工商業(ye) 的發展情況，其實還可以打開思路，從(cong) 更多角度探究其深層原因，筆者以為(wei) ，蘇州工商業(ye) 的發展與(yu) 人文的深度滲入密切相關(guan) 。

　　明清時期蘇州手工業(ye) 發達，突出地表現為(wei) 生產(chan) 規模擴大、行業(ye) 增多、分工趨細、產(chan) 品質量提高以及生產(chan) 方式的變化等方麵。康熙《蘇州府誌·風俗》有謂：“吳中男子多工藝事，各有專(zhuan) 家，雖尋常器物，出其手製，精工必倍於(yu) 他所。女子善操作，織紉刺繡，工巧百出，他處效之者莫能及也。”據碑刻資料的粗略統計，蘇州的手工業(ye) 行業(ye) 有絲(si) 織業(ye) 、刺繡業(ye) 、踹布業(ye) 、染布業(ye) 、冶金業(ye) 、造紙業(ye) 、刻書(shu) 業(ye) 、蠟燭業(ye) 、玉作業(ye) 、木作業(ye) 、裝裱業(ye) 等數十種。基於(yu) 經濟基礎雄厚、文化發達以及在此基礎上追求時尚的社會(hui) 背景，手工業(ye) 者多能秉承工匠精神，致力於(yu) 技術創新，追求產(chan) 品質量，樹立品牌意識，使得不少手工業(ye) 產(chan) 品擺脫“技”與(yu) “術”的範疇，而達於(yu) “藝”與(yu) “道”的境界。當時蘇州的手工業(ye) 產(chan) 品許多都可以藝術品視之，代表了一種時尚、一種品味，由此出現了一個(ge) 當時頗為(wei) 流行的專(zhuan) 用名詞——“蘇作”，用我們(men) 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蘇州製造”。“蘇作”產(chan) 品種類繁多，本文難以盡述，僅(jin) 略舉(ju) 裝裱、玉作以及蘇式家具等幾個(ge) 行業(ye) 以見文化與(yu) 經濟的深度互動。

　　　一

　　裝裱業(ye) 是明清時期蘇州頗為(wei) 發達並最具特色的技藝行業(ye) 之一，時人記述中認為(wei) “裝潢以本朝（指清朝）為(wei) 第一，各省之中以蘇工為(wei) 第一”“吳裝最善，他處無及焉”。眾(zhong) 所周知，明清時期蘇州的書(shu) 畫藝術興(xing) 盛，“吳門書(shu) 派”“吳門畫派”聞名遐邇。而書(shu) 畫必經裝裱才能保存收藏，所謂“書(shu) 畫不裝潢，既乾損絹素，裝潢不精好，更剝蝕古香”。由此促進了裝裱業(ye) 的興(xing) 起與(yu) 興(xing) 盛，湧現出不少為(wei) 人稱道的裝裱大師，如晚明裱褙師湯臣，被譽為(wei) “國朝第一手”，“博雅多識，尤妙賞鑒家”；一代文豪王世貞“家多珍秘，深究裝潢”，“有強氏者精此藝，弇州延為(wei) 上賓，居於(yu) 家園”；清代“吳中多藏鑒之家，惟顧元方篤於(yu) 裝潢”；吳縣人吳文玉“以裝潢擅名一時”等。這些裝裱匠師都具有較為(wei) 深厚的文化基礎，對書(shu) 畫藝術有較深的感悟，有的甚至能書(shu) 會(hui) 畫，如明代徐海門“有巧思，往來湖海間，覓殘碑斷碣，裝潢成帖，鬻好事者以為(wei) 常。因精研拓搨楮墨之訣，鐫成《寶晉齋法帖》十卷，幾於(yu) 奪真”；清代王蟠，交結豪門，“所見古玩甚多，兼得其緒論，以此善於(yu) 鑒別，其裝潢書(shu) 畫之外，尤長製諸器物”。由於(yu) 這些匠師技藝高超，識見不凡，喜歡收藏的權貴文人也樂(le) 於(yu) 結識，甚至“厚遣儀(yi) 幣”“延為(wei) 上賓”，給予足夠的尊重。明末清初周嘉胄在《裝潢誌》中曾提及多人，如富商汪景純，好文學，喜收藏，得王右軍(jun) 真跡，遂“往聘湯氏，厚遣儀(yi) 幣，張筵下拜”。又因湯氏其人“慷慨誠篤”，故而“士大夫多與(yu) 之遊”；李周生得《惠山招隱圖》，“延莊希叔重裝，先具十緡為(wei) 聘，新設床帳，百凡豐(feng) 給，以上賓待之”；前述王世貞“延強氏為(wei) 座，主賓贈貽甚厚”，因王世貞的文化地位與(yu) 影響力，以致影響一時風氣，“一時好事，靡然向風，知裝潢之道足重矣”。所以，周嘉胄認為(wei) 吳中裝裱業(ye) 雖獨步天下，師匠眾(zhong) 多且技藝精湛，但“亦必主人精審，於(yu) 中參究，料用盡善，一一從(cong) 心，乃得相成合美”。正是文人士大夫與(yu) 裝裱匠師的協力合作、共同參究，才相得益彰，造就了蘇州裝裱業(ye) 的全國第一地位。

　　自晚明時起，蘇州的書(shu) 畫文物收藏之風盛行，權貴之家、文人士大夫以及富商大賈爭(zheng) 相趨奉，乾隆《吳縣誌·風俗》有謂：“富貴之家多收藏古玩，名曰‘骨董’，或畫或字或器皿，尺幅寸縑，貴踰拱璧，一瓶一碗，珍若連城”。這是蘇州裝裱行業(ye) 興(xing) 盛的社會(hui) 基礎。限於(yu) 資料，我們(men) 無法量化裝裱業(ye) 經濟體(ti) 量，但從(cong) “吳中千百之家”從(cong) 事裝裱的情況，以及“酬贐甚厚”“厚遣儀(yi) 幣”等收入待遇，大概可以窺知這一行業(ye) 的市場規模。更為(wei) 重要的是，裝裱業(ye) 的興(xing) 盛還推動了絲(si) 織、紙張等行業(ye) 的同步發展。書(shu) 畫裝裱離不開絲(si) 織材料。蘇州是絲(si) 綢之府，絲(si) 織業(ye) 生產(chan) 本就發達。裝裱業(ye) 用料考究，由於(yu) 書(shu) 畫裝裱裱心及裝飾掛軸等多采用織錦和綾絹，因此裝裱業(ye) 的繁榮必然刺激絲(si) 織業(ye) 的進一步發展。王鼇《姑蘇誌》中即曾提及，“今吳中所織海馬、雲(yun) 鶴、寶相花、方勝之類，五色眩耀，工巧殊過，猶勝於(yu) 古”。其中的紫白落花流水錦，專(zhuan) 門“充裝潢卷冊(ce) 之用”。蘇州手工藝行業(ye) 之間的相互依存、相互促進，亦於(yu) 此可見。

　　　二

　　蘇州是明清時期玉作業(ye) 的中心，水平之高居於(yu) 全國之冠，所謂“良工雖集京師，工巧則推蘇郡”。蘇州閶門專(zhuan) 諸巷及天庫前吊橋一帶分布著為(wei) 數眾(zhong) 多的作坊店鋪，琢玉之聲“晝夜不停，比戶可聞”。據民國時人所述，清朝末年“蘇地業(ye) 此者三數百，商而工則三千餘(yu) 人”。乾隆皇帝南巡時多次到過專(zhuan) 諸巷一帶，並留下不少詩文，如“專(zhuan) 諸巷裏工匠紛，爭(zheng) 出新樣無窮盡”，“量質作新器，求師述古風。專(zhuan) 諸多巧匠，無可用精工”等。蘇州的琢玉工匠因為(wei) 技藝精湛而得到皇帝的賞識，許多工匠被征用到皇宮中從(cong) 事製玉工作。有學者根據宮中檔案統計，僅(jin) 乾隆年間宮廷造辦處從(cong) 蘇州征調的玉工就有18批次近40人。他們(men) 不僅(jin) 負責宮中的玉器製作，還負責谘詢和培訓。如此一來，促進了南方與(yu) 北方玉雕技藝的交流，也促進了宮中審美意趣與(yu) 蘇州玉雕藝術的有機融合。

　　蘇州琢玉業(ye) 的繁盛，造就了一批身懷絕技的工匠，如陸子岡(gang) 、周爾森、江皜臣、姚宗仁等，尤以陸子岡(gang) 聲名最著。陸子岡(gang) 活躍於(yu) 明代中後期，有“碾玉妙手”之稱。有學者評價(jia) 他“名氣之大在中國琢玉史上是獨一無二的”。他所製作的玉器，價(jia) 格昂貴，“皆比常價(jia) 再倍”。而據地方誌記載，陸子岡(gang) 所造水仙玉簪，“玲瓏奇巧，花莖細如毫發”，價(jia) 錢“一枝值五十六金”。其所以如此，當與(yu) 其製作具有濃鬱的文化韻味有關(guan) 。陸子岡(gang) “名聞朝野”，能“與(yu) 士大夫抗禮”，表明他不僅(jin) 具有高超的技藝，而且有較為(wei) 深厚的學養(yang) 。根據對陸子岡(gang) 傳(chuan) 世作品的研究，學者認為(wei) 其“憑借自身對書(shu) 畫藝術的修為(wei) ，首創了‘詩書(shu) 畫印’於(yu) 一體(ti) 的新型玉佩‘子岡(gang) 牌’，一改明代玉器的陳腐俗氣，引領了蘇州風格的玉器，得到當時縉紳的欣賞”，由此“陸子岡(gang) 所擅長的‘詩書(shu) 畫印’入玉設計與(yu) 平麵減地技法，成為(wei) 後世玉工沿襲和傳(chuan) 承的主要載體(ti) ，子岡(gang) 牌成了玉行四百年來長興(xing) 不衰的經典之作”（張玉甫：《正說明代玉雕大師陸子岡(gang) 》，《文物鑒定與(yu) 鑒賞》2019年第22期）。

　　　三

　　家具製造業(ye) 是明清時期蘇州最為(wei) 發達的行業(ye) 之一，“蘇式家具”是明式家具的一個(ge) 典型代表。晚明鬆江人範濂在《雲(yun) 間據目抄》一書(shu) 中提到，鬆江地區的“細木家夥(huo) ”多從(cong) 蘇州購買(mai) ，不僅(jin) 豪門之家“動費萬(wan) 錢”，即便“奴隸快甲之家”，亦“皆用細器”，充分反映了蘇式家具的受歡迎程度以及用途之廣。與(yu) 此同時，由於(yu) 蘇式家具用料考究，造型古樸，充滿文趣，具有重要的收藏價(jia) 值，因此人們(men) 爭(zheng) 相高價(jia) 收購。《陶庵夢憶》即記載，兩(liang) 淮巡撫李三才看中一件鐵梨木天然幾，欲花一百五十金購買(mai) 而未得，結果被別人以二百金購去。可見，蘇式家具有著廣闊的市場規模和很高的經濟價(jia) 值。

　　相對於(yu) 其他行業(ye) ，蘇式家具行業(ye) 似乎更能反映人文經濟的特點。有專(zhuan) 家對蘇式家具的文化精神進行了總結提煉，認為(wei) 好古風雅之情是蘇式家具造型之美的豐(feng) 富底蘊、精到周詳的“設計意匠”體(ti) 現了文人造物的美學尺度、書(shu) 畫詩文的情懷意境使蘇式家具獲得了精神升華（濮安國：《蘇式家具的文化精神》，《家具》2008年S1期）。好古風雅之情、“設計意匠”以及書(shu) 畫詩文的情懷意境無不體(ti) 現出文人的積極參與(yu) ，深刻體(ti) 現出文化對家具製造的滲透。

　　蘇式家具的設計理念離不開文人的參與(yu) 與(yu) 指導。晚明時期很多文人都參與(yu) 過家具等的設計，尤以文震亨最為(wei) 著名。其《長物誌》一書(shu) ，被視為(wei) 中國曆史上第一部全麵探討文人士大夫生活環境藝術的著作，書(shu) 中設有“幾榻”篇專(zhuan) 門討論家具。如關(guan) 於(yu) 幾榻，要求“古雅可愛”，並“坐臥依憑，無不便適”；再如椅，“須照古式為(wei) 之”，“宜矮不宜高，宜闊不宜狹”等。總之，要求家具既求古雅，又要實用。明末著名造園家計成《園冶》中也提出，“世之興(xing) 造，專(zhuan) 主鳩匠，獨不聞‘三分匠七分主人’諺乎？”強調了文人士大夫權貴（有能力造園之人）在造物中的主導作用，所論雖指園林建造，但也適用於(yu) 家具製作。“在江南文人的眼裏，生活的格調和方式，包括陳設布置、家具器物，一切皆是主人愛好、品性和審美意識的體(ti) 現”（《蘇式家具的文化精神》）。可以認為(wei) ，這些文人理念對蘇式家具的製造產(chan) 生了深刻影響，蘇式家具實是文人士大夫與(yu) 工匠共同勞動的結晶。

　　家具用料追求奇品，體(ti) 現天然之趣。如《長物誌》中所提到的，“禪椅以天台藤為(wei) 之，或得古樹根，如虯龍詰曲臃腫，槎枒四出”，“幾以怪樹天生屈曲若環若帶之半者為(wei) 之，橫生三足，出自天然”。所以，我們(men) 看到範濂《雲(yun) 間據目抄》中提到鬆江富室“凡床廚幾桌，皆用花梨、癭木、烏(wu) 木”之類，花梨、烏(wu) 木等均為(wei) 硬木，因木性上紋理色澤多變、頗具山水之趣，深受文人喜愛，而其中的“癭木”實即幹枝上有無規則結疤的樹木，不規則的花紋就像古拙山石一樣具有自然雅趣。家具造型崇尚簡樸無華，結構簡約，精雅而富於(yu) 意趣。蘇式家具線條流暢，比例適度，中正穩重，放在江南園林或者普通民居中，令人感覺非常協調。圈椅、文椅、書(shu) 桌、畫桌、書(shu) 櫥、花幾等，均是蘇式家具中的經典造型。其中圈椅天圓地方的造型和功能上的舒適文氣，極為(wei) 符合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天人合一”的理念。家具裝飾豐(feng) 富多樣，整體(ti) 上保持文人的審美要求，力求簡潔明快，強調裝飾與(yu) 整體(ti) 效果的和諧統一。不少家具上留有名人詩文題簽，尤其凸顯蘇式家具的“文氣”。如文徵明弟子周公瑕在其使用的紫檀木扶手椅靠背上題詩曰：“無事此靜坐，一日如兩(liang) 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再如南京博物院收藏的萬(wan) 曆年間蘇製書(shu) 桌腿部，也刻有“材美而堅，工樸而妍，假爾為(wei) 憑，逸我百年”等。從(cong) 中可以略窺晚明文人士大夫的文化追求和生活日常。

　　康熙《蘇州府誌·藝術》指出，“吳人多巧，書(shu) 畫琴棋之類曰‘藝’，醫卜星相之類曰‘術’，梓匠輪輿之類曰‘技’，三者不同，其巧一也。技至乎此，進乎道矣”；《陶庵夢憶·吳中絕技》也說，陸子岡(gang) 之治玉、鮑天威之治犀、朱碧山之治金銀等，“俱可上下百年保無敵手，至其厚薄、深淺、濃淡、疏密，適與(yu) 後世賞鑒家之心力目力針芥相對，是豈工匠之所能辦乎？蓋技也而進乎技矣”。蘇作產(chan) 品之所以如此為(wei) 世人所重——並由此帶來行業(ye) 的興(xing) 盛，就在於(yu) 它既是一種商品，又是一種藝術品，既具有實用價(jia) 值，又具有藝術觀賞價(jia) 值，其根本原因則是文人的參與(yu) 和文化的滲透。這種“經濟文化化”與(yu) “文化經濟化”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將“人的需要”——物質享受與(yu) 精神追求置於(yu) 重要位置，對於(yu) 推動經濟的高質量發展、社會(hui) 的和諧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蘇州曆史上經濟、文化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現象，可以為(wei) 現代人文經濟的互動發展提供曆史啟示。

　　《光明日報》（2023年12月04日 14版）